阎纲至今对《文艺报》和侯金镜满怀感恩之情，他说：“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在侯金镜的指导下，阎纲主要是从评论《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等“三红一创”作品开始，闯入文坛的。在有着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之称的甲午年秋，笔者采访了“诗人型”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这位瘦而矍铄的老秦人，不顾83岁高寿，每日在电脑前敲键盘写文章。只见他虽坐着腰依然挺得很直，如一尊兵马俑。回望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以文学评论闯进文坛到新时期文学黄金十年以“评论诗”成一时之盛，他自谦地挥手说俱往矣！显得很平静。书香世家，幼小喜好民间艺术阎纲先生，虽在北京工作生活近60年了，但他常说他的家，他的根，在陕西礼泉县城的阎家什字。陕西礼泉县，位于西安西北方，距离十三朝古都西安仅仅60余公里，自古为京畿之地，唐太宗李世民之昭陵，就在该县北部的九嵕山。阎家什字，指的礼泉县城之西北关十字，这里千百年来生息着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阎家。从清末到当代余年，阎家可谓一门俊杰，诗书传家。他的曾祖父阎长荣，是当地很有名的儒生，不仅思想进步，且热心公共事务，曾于清末光绪年间，被当地士绅推举为礼泉县里民局长，还和戊戌变法时期帝党主要人物宋柏鲁，结为金兰之谊。两人情意绵长，常诗书唱和，以书画相赠。阎纲至今记得，自他小时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他家收藏不少宋柏鲁的书法和画作。每到农历春节敬祖先时，神主牌位的两侧墙壁上，挂满了宋氏的字画，灯烛映照着甚是辉煌。他的爷爷阎守诒，也是读书人，在清末及民国一直在当地做私塾教师。他很小的时候就和爷爷挤在一盘土炕上睡，不仅吃尽了爷爷珍藏的小吃，且受爷爷教育发蒙，学着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学写毛笔大字，给庄里人家人写对联等。爷爷最爱和孙子说笑，寓教于乐中对他进行修齐治平的儒家教育，灌输宋代关学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思想，讲宋柏鲁、刘古愚等当地“戊戌变法”领袖的事迹与历史故事。
“桃李门墙多俊彦”,这样的诗书之家，后代可谓一门俊杰。阎纲的父辈中，有两位文化名人。他的父亲阎景超（又名志霄），是阎氏家族中最早接受新文化洗礼的人，不仅精于戏曲艺术，还组织成立话剧团演出宣传抗日。阎纲的叔父阎景翰，是全国闻名的写作学教授，同时为著名作家，其笔名侯雁北，小说被编入陕西建国十周年文学献礼集，散文也被录入多种选本，被国家推荐参加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先后主编多部高校写作教材，其中《写作艺术大辞典》被誉为写作学的基本建设工程，获中国写作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有“陕西的孙犁”之称。阎纲的同辈兄弟中，有三位是文化名人。阎纲的大哥阎振维，上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供职于陕西昭陵博物馆，为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阎纲的堂弟阎琦，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教授，李白和韩愈研究专家；另一堂弟阎庆生，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孙犁研究专家。阎纲记得，他常随着父亲到新戏迭出的易俗社看秦腔戏。鲁迅曾为易俗社题写匾额“古调重弹”。在阵阵锣鼓、声声丝弦中，小小阎纲被台上的善恶忠奸、喜怒哀乐所打动，精神百倍。回到家中做梦都是王宝钏挖野菜、三滴血认亲、三娘教子、白娘娘盗草、柜中缘、杀狗劝妻、折桂斧（后改为《打柴劝弟》）等。有一天，父亲抱回美国造的小型留声机，唱片系百代公司灌制的梅兰芳、萧长华、程砚秋的京剧著名唱段，以及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别窑》和《渔光曲》《洋人大笑》等。这些片子天天放，天长日久，他耳熟能详，唱腔连带过门，一概背诵如流。在这种浓烈的文化氛围中，小小年纪的阎纲渐渐入戏。他7岁时回县城阎家什子老家，在当地父老乡亲的鼓动下，还粉墨登上高台，演出《苏武牧羊》（饰李陵）、《西厢记·酬韵》（饰张君瑞）。他不仅爱拉爱唱，还能自编自演，成了家乡街头巷尾的“自乐班”里最年幼的、公认的“全能选手”。
“九一八”事变不久，流落到西安一所中学教书的张寒晖常上他家做客，总喜欢逗他玩。一次抱起他，问道：“会唱《松花江上》吗？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接下来，压低嗓门吟唱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支流亡离家的歌，非常感人。在座的人眼睛都湿了。他曾去过张寒晖的住处。那小小的屋里，只有睡的床和坐的凳子，任何乐器都没有。他问道，为啥他写的歌一听会想家？一听就想哭？张寒晖回答说：“我是学家乡婆婆娘们哭男人、哭儿女、哭坟呢！人越伤心越想报仇。”他在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曾写了《张寒晖教我唱〈松花江上〉》，讲述了这件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父亲和张寒晖还组建了有着相当影响的大型话剧团“西安铁血剧团”，他父亲阎景超任团长，不仅忙于组织演出，还常接待经西安到延安的进步文化团体以及文化人，曾接待过“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丁玲亲切交谈，见过萧红。丁玲对西安方兴未艾的话剧运动大加赞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父亲忙于抗日救亡运动，整天顾不上家，无暇照理家庭和孩子，加上西安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阎纲在他大哥阎振维的带领下，逃离战争烟尘笼罩下的西安，回到了家乡礼泉县城的阎家什子。他那时刚到上学年龄，踩着家门前的土路，到县城中心的城隍庙上小学，后到县城南关文庙念县立昭陵中学。他大哥阎振维，给渐渐长大的阎纲，介绍了不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和抗战歌曲。甚至，他们兄弟将家藏的老古董翻出来，其中就有函装的《胭脂斋重评〈石头记〉》，这个少年记住了鲁迅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的名字，激发强烈的上进心。
抗战胜利后，时局稍安，阎纲就回到西安转上西安菊林中学和西安一中，他因有戏曲音乐特长，经常被邀请参加秦腔清唱或独奏广东音乐等演出。当时，他父亲在西安创办《民言晚报》。刚刚步入少年的阎纲，不禁为社会之丑恶，时局的不堪长吁短叹，狷急不安，开始将所闻所见所思付诸文字，《我的父亲》《致奸商的一封公开信》等，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进一步激发了他写作兴趣。于是，这个少年老成的中学生，大胆向《大公报》《益世报》等全国报纸投稿。他忧国忧民的性格，开始铸成。
年5月，礼泉解放，在家乡休假的阎纲，看到解放军宣传队在街头举办的图片展览，心灵受到强烈冲击：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当时，这个酷爱文艺的中学生，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对宣传队演出剧照看得津津有味。恰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四军十师宣传队招生，他毅然报名，成为宣传队的新学员。他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兴奋得难以自己，特别是“要把屁股坐到工农大众的板凳上”的话（当年原文，后重新出版修改），一下子印在他脑海中，觉得能跟上人民的队伍搞文艺宣传是无上的幸运。他和宣传队员在操场上为解放军战士演出秦腔剧《穷人恨》《血泪仇》，感受到战士们看了演出后高涨的士气，受到强烈的震撼：原来，还有比传统秦腔戏曲更为现实也更动人的艺术！刚满16岁的阎纲，开始思考个人的前途来。从此以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成为他的人生观、文艺观的内核，刻骨铭心。
西安的学校开始复学后，经宣传队批准，阎纲又回到西安，继续念高中。他又被西安邮电工会宣传队拉去跑演出。一天，礼泉县委书记王育英派人捎话给阎纲，要他回县工作。阎纲回县后，随即参加寒假教师学习班，给大伙儿教歌。学习班结束，阎纲当上完小教师。一学期后调出筹建县文化馆，业余搞创作。他写的剧本《增产捐献》《传家宝》等出版，出席年召开的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者代表大会，并名列十位获创作奖名单，是最年轻的作者，一时受到瞩目。
阎纲回首前尘认为，故乡深厚的文化积淀，色彩斑斓的民间艺术，尤其是秦腔戏曲，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了，不仅是一水儿的美学熏陶，还有做人为文的规矩，造就了一个文坛“冷娃”。
进《文艺报》，亲历毛泽东改定“再批判”年，阎纲作为调干生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其时，张光年、侯金镜、冯牧、黄秋耘这些文化大家正主持《文艺报》。张光年之文质彬彬，侯金镜之扎实严谨，冯牧之敏锐热情，黄秋耘之简约精当，给当时才24岁的阎纲留下深刻印象。他拜访过茅盾、丁玲、叶圣陶等文学大家，与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张天翼、阮章竞、李季、萧乾、钟惦棐、邹荻帆等经常接触；采访过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作家巴金，去北京西城区团委采访过即将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作者王蒙，专程到鞍山采访草明，并同工人座谈这位女作家的工人题材长篇小说；拜访过后来出版《敌后游击队》《战火中的青春》等长篇小说的刘流；聆听儒雅的杨朔，谈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以及散文创作；同部队作家王愿坚常见面，写过推荐文章；联系作家叶圣陶、老舍等，发表过他们的创作谈；与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学评论家李希凡互有往来，发表其文学评论；访问过“汉奸”文人周作人以及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还采访了正忙于改编小说《李双双》为电影剧本的作家李凖以及因《暴风骤雨》而闻名的湖南作家周立波、山西“山药蛋派”作家领袖赵树理??阎纲才参加工作不久，就广泛采访结识一些著名作家，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为以后文学评论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时，单纯的青年阎纲，在中国作协《文艺报》切身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再批判”运动，对他一生的文风影响很大。原来，早在他来《文艺报》的前一年暨年，中国作协就召开扩大会议揭批丁玲。到了年，“反右”运动在全国打响后，中国作协在此年再次重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随后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被打倒。年初，《文艺报》闻风而动，吹响“再批判”的号角。那期《文艺报》的按语，是毛泽东亲手改定的，同时特意批复《文艺报》编辑部一封信。阎纲说，他当时年轻幼稚，不谙世情，以为天降大喜于《文艺报》，兴奋异常，对毛泽东的信口诵心记，反反复复，过目成诵，多少年过去了字字句句如在眼前。上写：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三同志: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信尾及落款，是这样几个字：“祝你们胜利！毛泽东”；后是日期：“一月十九日下午”。阎纲记得，在校样的另一侧，毛泽东又补充写道：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意看下去。宜加注意。阎纲认为，批评是尖锐的，锋芒毕露，但使人乐于接受，毛泽东的文风着实精美，风采迷人。他回忆，当时他们真幼稚得可以，竟把注意力集中到文风问题上来，对毛泽东的文字和书法赞不绝口，“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便下决心改变《文艺报》的文风。渐渐地，才觉得文风的背后是政治，“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这才是这封信锋芒之所在。所谓“政治性不足”，就是对反革命的丁玲、艾青等作家打击不力，笔法单调，他不满意；但毕竟是要打一场大胜仗，居高临下，不无得意之色。丁玲、陈企霞在“再批判”运动中，又特别降罪为“我们的敌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此次亲历，对阎纲从事文学评论的文风产生决定性影响。他后来虽然碰过不少钉子，但一生依然追求“文需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评“三红一创”，文坛升起一颗评论新星
阎纲至今对《文艺报》和侯金镜满怀感恩之情，他说：“在从事文学编辑和学写文学评论方面，《文艺报》是我的摇篮，侯金镜是我的恩师。”他刚踏进《文艺报》门槛，作为直接上司的侯金镜，就多次同他面对面沟通，告诉有了创作实践方知评论的甘苦，约稿时才能有共同语言。尽最大可能让他专业相对固定存下来，长期不变，争取在自己领域有发言权。侯金镜教他一丝不苟，更要有胆有识。
在侯金镜的指导下，阎纲主要是从评论《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等“三红一创”作品开始，闯入文坛的。
阎纲多次采访创作《红旗谱》的作家梁斌，听他谈一浪高过一浪异常感人的创作经历，很快写成文章，以《老战士话当年》及时报道；并组织召开座谈会，请专家对《红旗谱》进行全方位的、包括人性人情描写的研究和评论，一大批文章后来由他编辑成册，取名《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出版。从此以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民族气节，“出水才看两腿泥”的韧战精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农民复仇情结，“平地一声雷”的燕赵悲歌，响彻全国。朱、严两家族深沉炙热的传统道德精神，主要人物鲜明而有地域特色的性格特征，成为当代文学经典话题。
年，阎纲深入唐山部队座谈，撰写了文学评论《喜读〈红日〉》，一炮打响。
年，阎纲在《河北文学》第11-12期合刊上意外发现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此时，徐光耀为“摘帽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在农场劳动改造。在侯金镜支持下，阎纲冒险组织评介文章在《文艺报》高调推出。后来，《小兵张嘎》共发行多万册，改编成电影后家喻户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以至于中老年。
就在这一年，阎纲拜访了阿英、秦牧、沙汀等作家，交往最多的，历时最长的，是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年底，侯金镜带阎纲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出版的42部中篇、长篇小说。他精研细品后，写成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九六一年中篇、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推出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学评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认为作品将敌我冲突推向生死关头，烈士们的牺牲精神，给人的心灵以相当剧烈的震撼。由是，在全国引起“《红岩》热”，《红岩》大量出版，极大地鼓舞困难时期的全国人民。全国报纸副刊，称年为“《红岩》年”。
陕西作家柳青创作出版了《创业史》后，他立即约请冯牧及时撰写《初读〈创业史〉》，予以大力推介；后来还以《创业史》为题，多次举办“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大型学术讨论，使这部反映合作化时期农村、农业、农民的作品，受到广泛瞩目。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阎纲共6次拜访柳青，数十年追踪《创业史》。他认为，正是有《保卫延安》的压力，凭着“不受磨、不成佛”的毅力，柳青才举家从大城市迁往农村，接地气成为一个老农，14个春秋和农民一块儿滚，创作出《创业史》，使之成为畅销不衰的文学作品。
年，老作家李人的《死水微澜》重印，大部头多卷本的历史小说《暴风雨前》的第五部《大波》在读者流传开来，但评论却难以下手。阎纲熬了一个通宵，写成评论文章《绘声绘色的〈大波〉》。文章说：“它那样宏丽，观之心神飞越??历史长篇小说到底怎样处理写人与写事的关系，怎样艺术地塑造真人形象，可以在李老的大书中寻求答案。”周扬曾赞许道：“评李的文章难写，阎纲这样写很好嘛！”
后来，阎纲又连续写了年、年两年的中篇、长篇小说综述评论，在《文艺报》发表后，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他在《一九六三年的中篇、长篇小说》一文中，最早评论了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指出该书“反映了明末崇祯十一年和十二年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由斗争低潮到全军覆没，到重整旗鼓，到力争张献忠再度起义，到又一次地将农民战争推向高潮等一系列艰苦壮烈的革命历程。作品成功地塑造出了农民领袖李自成的英雄形象”。老作家姚雪垠心存感激，新时期到来后与阎纲几次见面，姚对阎纲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当时一片沉寂，唯有你们一家（《文艺报》）公开表了态，我个人非常感动”，向阎纲表示了真诚谢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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