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归来，君知否？
我亲眼见到胡风先生，是在来到北京工作后不久。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我抵达北京，两天后，二月十四日我便去拜望胡风、梅志夫妇。他们当时住在北京有名的“前三门”（前门、和平门、宣武门三者简称）大街上的临街楼房里。房间不大，一个两居室公寓。我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拜访了黎丁同志，在他家吃过午饭后，便到了胡风先生家。晓山、梅师母在家。胡先生正好在休息，未能面晤，只好下次再相见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日）
黎丁先生是老报人，当时在《光明日报》工作，他是耿庸的泉州老乡和同学，与“胡风集团”的许多人都很熟悉。我持贾先生信前去拜访。他的家也在“前三门”，与胡风家相邻。
第一次去胡风家后，我当即写信给贾先生告知拜访的相关情况。贾先生在日记里写道：
收到李辉信，他已抵京报到，他去看了黎丁、梅志和大哥处，据说胡公已可以自己写信了。（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
我亲眼见到胡风，是在三月五日的另一次拜访时。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胡先生家。他的精神看上去比较好，头上已经秃顶了，稀散的白发残留在头上，像是作为岁月的见证。眼睛没有神，但还能看看书。八十高龄的人，面部肌肉已松弛了，叠成一道道深深皱纹。真是饱经风霜历经艰辛的老人。
吃过晚饭后回报社。
（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
从那之后，我成了胡风家里的常客，初到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看看他们，吃上一顿饭，就像当年在复旦常常走进贾先生家里一样。他们给我这个新来乍到者，带来家庭般的温暖。
这年七月，胡风新分到一套住房，位于木樨地。长安街往西，延伸至复兴门外的木樨地，路南有两幢高楼，这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修建的为数不多的高楼。房间宽敞，格局和设备也相当不错，主要提供给高级知识分子和部级干部，其中不乏一些平反复出的各界人士，如我先后访问过的胡风、丁玲、姚雪垠、李锐、李之琏、温济泽等。另外，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罗章龙、王光美、陈永贵等，也入住此处。我曾设想，假如能将木樨地这两幢楼的业主，挨门挨户逐一采访，记录他们的自述，将各自命运故事串连、整合，一定会是涵盖百年历史、汇总传奇波折的一套煌煌巨著。
一九八二年本文作者采访胡风
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梅志安排先用车将胡风送到新居的客厅，然后，大家再开始搬运。记忆中，除了几个书架的书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家具，连一辆小卡车也没有装满。我和晓山坐在卡车上面，梅志坐在驾驶室里，从前三门驶往木樨地。搬至木樨地，胡风梅志再也没有离开这里。三年后，一九八五年胡风逝世；二十二年后，二00四年梅志逝世。
就在胡风搬家之前，中国文联六月举行了四届二次会议，这是我当记者后第一次采访的重要文化活动。这次会议，增补了九位文联委员，据大会秘书长冯牧在闭幕式所做的增补说明，胡风排在第四位。前三位依次是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胡风之后，依次是吴伯箫、沈从文、布赫等。
闭幕式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这是当年文化界极为热闹的一件大事，许多人与事已经不再清晰，有两个场景我却一直没有忘记：一是沈从文与朱光潜的交谈；一是胡风与艾青的合影。难忘的缘故，大概因为胡风与沈从文后来是我熟悉的老人，也是我研究与描述的对象。
闭幕式开始之前，我忽然发现，距我不远的前一排中央坐着沈从文和朱光潜两位老先生。此前，我曾在一次小组会上，听沈从文就文物界“外行领导内行”现象发表过坦率批评，但没有来得及交谈。这一次，我不愿错过机会，马上坐过去，与他们攀谈起来。两位老人，一样瘦弱矮小，看上去又是同样温和、平静。沈从文拿出新版《从文自传》，朱光潜拿出新版《美学书简》，相互馈赠。他们的交谈并不活跃，话语比较简短。当时，只觉得这是一次平常的见面，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几年后，当我撰写萧乾传记，着墨三十年代“京派文人”氛围，叙述四十年代末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对沈、朱、萧三人的猛烈批判时，我才意识到，能够看到沈、朱二人晚年相遇的场景，该是多么难得的一种个人体验。他们也是穿过风雨的归来者。虽然不像胡风和朋友们那样，归来时风雨交加泪流满面，但在他们归来的背后，依然有着挖掘不尽的历史内涵。
一九八二年六月胡风（左）与艾青在人民大会堂合影。李辉摄
遇到胡风与艾青，是在闭幕式散会之后。行至大会堂的门厅处，我看见晓风正搀扶着父亲步履蹒跚地走过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诗人艾青。两位“七月诗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跌落在一九五五年，一个折翅于一九五七年，如今，他们重新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身影消失之后修建起来的人民大会堂里。我请他们二位站在一起，留下了回归者重逢的瞬间。艾青七十二岁，比胡风小八岁，但他也是患病初愈，神态看上去与胡风一样衰老，目光也没有想象中的明亮有神。
从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到现在被增补为文联委员，胡风冤案应该说逐步得到澄清，海内外也对此格外 根据采访本上的记载，我在六月二十四日对胡风进行采访：
他用书面写了一段话：“我多年与社会隔绝，又有病，对文艺界情况不了解，所以不能说什么，只希望文艺界能达到会上所说的团结。我希望的是创作繁荣，无论文艺理论也罢，文艺批评也罢，组织工作也罢，团结也罢，总的目的都是为了多出好的作品，达到创作繁荣。
……”
在交谈中，我还问到他对被增补为文联委员有何感想，他只说了一句：“没什么想法，算是个台阶。”
问起近况，他说现在身体不行了，想整理一些零碎的小诗，是过去在监狱里写的旧体诗，当时没有纸笔，就记在脑子里了。这些诗主要是关于《红楼梦》的。他是想恢复曹雪芹的本来面目，因为他认为真正的曹雪芹被淹没了。
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我写出了《京华访胡风》这篇特写。没有想到，一篇今天看来十分平常、毫无惊人之语的特写，发表过程却不顺利。
两年来，名义上胡风与友人已得到平反，却仅仅是限于内部文件的传达，并没有在各种媒体上郑重公开，这与一九五五年铺天盖地的全国性讨伐相比，实为天壤之别。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对媒体来说，胡风这个名字仍有所避讳，难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北京晚报》在此之前因组织“新星音乐会”和京剧《四郎探母》的演出，已经受到过各方指责，现在发表一篇胡风特写，主编们感到为难。踌躇再三，决定不发表。无奈之下，我想到了远在广州的《羊城晚报》，比较而言，南方的报纸当时思想更为开放，也更少禁忌，而且我正好与之有工作联系。
此时，全国有影响的晚报只有三家：《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外地的两家晚报，尚未在北京设立记者站，于是，三家晚报建立合作关系，由我们负责提供北京方面的重要文化、体育消息。
提供消息的困难在于通讯。当时通讯工具非常落后，市内电话很少，占线是常事，长途电话尤其落后，在报社打长途，也必须到电话总机房等候多时，由双方的电话局叫通对方之后，才能与之通话。没有传真机，电话录音一两年之后才开始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外地报纸提供消息，只能到电报大楼通过电报发稿。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忆及当年通讯的艰难，恍若天方夜谭。
一个晚上，我照例骑上摩托车从东单前往西单电报大楼，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篇千字特写。一页电报纸，大约只有四五十个字，我足足抄了半个多小时，用了二十多张电报纸。这是一生中我发出的最长的一封电报。
七月初，《羊城晚报》发表了这篇特写。虽只千字，却可能是胡风复出之后，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正面报道他的特写。在特写中，除叙述前面所提到的笔记内容外，我还这样写道：
去年在上海治疗几个月后，胡风的病情渐有好转，今年以来开始能看看书报，思维也有条理一些，但工作仍要女儿帮助。
……
告辞胡风时，他也由儿子陪着走下楼来，在大街旁的人行道上开始散步，他的儿子说，他父亲每天傍晚都得在外面走上几百米。我伫立着，望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这时，晚霞正布满天空，绚烂的余晖染红了朵朵白云……
（《羊城晚报》，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
两个月后，《羊城晚报》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写信者是一位山东读者，当年他曾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请教写诗，结果受到牵连而磨难多年。现在，他无意间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了我写的这篇小特写，才第一次知道胡风已经平反，可以公开见诸报端了。这封长信，我保留至今，它记录着一个受牵连者的磨难。
李辉同志：
今年七月，读了您写的一篇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访问记《京华访胡风》。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认识了您。我从此心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胡风同志自由了，我能不能知道他的住址，或他的通信处，写一封信给他，同他说一说我过去的遭遇呢？这样，我就想到应该先通过您，请您告诉我与此有关的事情。因为我读了您的文章以后，才点燃了我心头的火。其实，这火早已经熄灭了。现在不过是灰烬。
……
原来，我并不认识胡风。我是从读鲁迅先生的书里知道胡风的。在年，作为一个兵，我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进入上海。年夏天，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举办“星期文学讲座”，其中有胡风同志主讲的一个专题。我听了他的讲座。年，我学着写诗。我苦于没有老师指导，便写信请求胡风同志为我看自己的诗稿。但我并没有将诗稿寄给胡风同志，此后也没有向他请教。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有关我的“检举”材料，排山倒海地寄来了，与胡风的接触，与“胡风骨干分子”阿垅的联系，组织胡风小集团，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些具体材料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手段搞出来的。就这样，残酷地折磨了我23年。现在仍然在以同样的强度折磨我。肃反运动中，主管我的案件的人告诉我，有关胡风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管，他们已经从那里弄清楚了我和胡风通信的情况，也查到了胡风的日记，据说记着这个。应该说，我的问题该清楚了，但那些假的检举材料，假的证明，就是不肯放弃。
李辉同志，文章作者和读者之间往往有一种不寻常的感情。我读了《京华访胡风》以后，虽然我只知道胡风同志现在干什么，但我也由此想到更多的事，比如，胡风从前写的文章可以结集出版了，那么他的思想就不是疯狂地反马克思主义了。出版单位敢于出版他写的东西，可见对他就不会用全民性的大批判了。多少年来，无论什么运动，无论在运动中，还是运动之后，批判胡风是不间断的。看来，这种批判以后不一定会再发生了。
……
李辉同志，请你抽空答复我，胡风同志的通信处。我跟你说的上面的那些话，都是废话；但是却是我想要告诉您的真话。一个读者的真心话。祝您健康。
辛同仙
年9月21日
我随后将此信转给胡风家人。晓山复信如下：
李辉：
你好！
上午收到来信。此君看来消息颇为闭塞，根据我们一般对这类信的处理办法建议你给他写封回信，让他直接给我父亲写封信，谈清楚当年受牵连的情况、这些年的不公平待遇及今日的现状，及要求落实的问题，信封写“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胡风同志收”即可。然后我们可将此信转到全国政协信访办公室，他们会处理的。
晓山
年11月15日
根据晓山的意见，我复信辛同仙先生。后来辛同仙没有再与我通信，想必事情得到了解决。
就这样，在我所瞩目的归来者行列里，多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人。转眼即过三十年，辛同仙至少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不知他的身体健康否？真希望他能读到这一篇与他有关的回忆。
五目光
《京华访胡风》发表过程的波折，让初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身处政治中心的诸事不易。不过，它与我随后几年亲历的一些故事相比，一泓细水而已。
归来的胡风，虽已开始阅报与写作，但身体并没有完全康复，更不可能摆脱历史重负对他的心理碾压。历史所致，环境所致，性格所致，我眼前的胡风仍然疑心重重，他以极度的敏感看待围绕自己发生的一切。只是，我哪里料想得到，很快将陷入他的质疑目光、为他一度不予理睬的人，竟然是我本人。
初到北京去拜访胡风一家时，我得知胡风在狱中创作过一批旧体诗。我不懂旧体诗，对他诗中所写内容，也不大了解，但我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将它们推荐出去发表，以作品来告知读者——消失的诗人胡风归来了。
我想到了大学同窗、班长张锐。毕业后，张锐回到兰州，分配在文学杂志《飞天》任编辑。于是，我建议胡风先拿出一部分由我推荐给《飞天》，我怕他不放心，还特别强调说，张锐是我同学，人热情而有责任心。听后，胡风表示同意，梅志便拿出诗稿《进行曲小集》交给我。《进行曲小集》计八十四首，均写于一九七六年，胡风说可以从中挑选刊登。翻阅诗稿，我心血来潮，凭一己兴致，对胡风顺口说了一句：“最好请我同学能一次将它们集中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经手此类事情，对杂志的编辑、运作程序毫不了解，我只是觉得，一个刚刚归来的胡风，是人们 未曾想，在他们刚刚搬至新家之后，我就遇到了当头一棒。大约八月初，我又走进胡风家中，与前几个月一样，我高兴地与所有人打招呼。可是，当我走到胡风跟前时，他的表现让我大吃一惊。他坐在沙发上，一见到我，没有像上次那样与我握手，更没有对我微笑，而是紧抿着嘴，把头扭到一旁。随后，他索性闭上了眼睛，我逗留在那里的时候，他一直没有正视我一眼。
我一下子呆住了，尴尬而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我知趣地离开客厅，走到一旁餐厅，梅志走过来，一边安慰我，一边告诉我事情原委——
胡风看到了《飞天》第八期，上面只刊发了《进行曲小集》中的《关外解放一曲》（十二首），而没有如我当时所言一次性集中发表。更令他不满的是，《飞天》在《光明日报》刊登的广告，该期目录里根本没有他的名字。无疑，两件事同时出现，在他看来，是我骗了他，而他一生最看重的人的品质，是坦率、真诚。大病初愈的他，依然在以怀疑的心态猜测和判断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以鄙夷的目光看待他所认为的欺骗者——哪怕我只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个年轻人，对诸多事理并不熟稔。
见状，那天我没有如前几次那样留下吃饭，匆匆回去驰信兰州询问。很快，张锐回信说明情况，其中写道：
来信收到了。由于现在广告费大得吓人（刊光明的广告一千元左右），所以按历次刊登广告的惯例，没有将胡先生的诗词的名字刊出，胡先生没弄清原委，错怪我们了。
按你寄稿时的来信，知道：胡先生说，如果只用一曲，可用《关外解放一曲》，由于诗词之页篇幅有限，不可能一次将胡先生的《进行曲小集》全部刊完(一共八十四首)，因而我们按嘱，在第八期中用了《关外解放一曲》，共十二首，并且在文后加上了胡先生的附记，基本占满了诗词之页，而且将原准备发的一些老先生的诗词全部抽下来，让出版面发胡先生的《关外解放一曲》。所以，我们是按胡先生的意图办的，并没从中抽出几首，破坏了整体。请你代我们向胡先生解释一下。
另，胡先生这个小集，共分七曲，按诗词之页的容量来看，别的来稿一律不刊，得半年之久，一来将胡先生的稿耽误太久，二来，我们也有些困难。主编的意图是我们将再刊胡先生小集中的一曲，请你代我们赐教，刊哪一曲为好？当然，还和这次一样，完整地刊登一曲，决不会抽出几首的！我们在对待胡先生的稿是十分慎重的，一来他是一个文学大家，二来我们都很敬佩先生的为人处事，敬佩他的耿直不阿，这一点你放心！
……得胡先生口信后，速来信，你知道，接到你的来信，我可真有点飘然不宁，忐忑不安了。（怕你耍赖，附原始证据一张）
（张锐致李辉，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
我立即将张锐所述转告。胡风依然没有理我。梅志转告，胡风要求把没有发表的其他诗词要回来，不再发表。我去信兰州，张锐回信说：
最近我一直在休创作假，今日到编辑部才看到你的来信，我急忙去要胡风先生的诗，但他们又发了胡风先生的《十载征程一曲》，因为已上版，再取不下来了，故我将余稿索来，急忙寄给你。胡风先生的稿费已寄给你，请转，我们给他的是最高稿费。
（张锐致李辉，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
如信所述，《十载征程一曲》在《飞天》第十一期发表，其余未刊部分，张锐寄了回来。
几年过去，在与导演吴子牛合作拍摄电影《盗马贼》之后，张锐离开兰州移居北京，以编剧身份一直活跃在影视界。一次，同学聚会时，我曾向他提及与胡风相关的这件往事，他笑笑，说了一句：“老先生误会我们了。”举起酒杯，我们痛饮，追怀逝去的时光。
这些年来，在和老人们的交往中，类似的误会、抱怨难免发生。不过，想一想他们的磨难和冤屈，自己遇到的误会和抱怨又算得什么呢？对我来说，初到北京在胡风面前遇到的这一小插曲，反倒让我更为深切地理解他。
那场误会带来的不快，渐渐过去，我依旧不时地前去木樨地。其间，王戎先生、贾先生、任敏师母等先后来京，均由我陪同前去胡家探望。
其实，新归来的胡风，对外部世界的多疑未必没有他的道理。即便获得平反，他又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直到一九八五年去世，对他的平反也仅限于政治范畴，而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对“五把刀子”的抨击，他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等文艺观点，依然维持旧判，尚没有得到澄清。况且，从鲁迅时代而形成的胡风与周扬之争，在新的时代转换之际，其宗派主义阴影没有完全消散，仍在文化领域不时显现。一年多之后，我的另一篇关于胡风近况的报道，莫名地受到指责，让我感受到的正是这种现实氛围。
一九八四年三月下旬，我在《北京晚报》的文体版上开设一个新栏目：“作家近况”，集中介绍一批年过古稀的老人。这个专栏，计划每周刊发一到两次，三四百字左右的特写，配一张作家近照。那段时间，我带上一个装着黑白胶卷的“傻瓜”相机，开始了一种走街串巷式的寻访。
第一个报道的是聂绀弩。随后，一个又一个文学前辈相继出现在我的镜头里：姚雪垠、萧乾、骆宾基、艾青、沈从文、叶君健、唐弢、曹靖华、冰心、臧克家、萧军、秦兆阳……在我的记忆里，我把这一次的寻访，视作个人化的文学之旅，至今仍让我留恋不已。
当然，我不会漏掉胡风。在“作家近况”系列中，第四位亮相的是胡风，题为《晚年创作如泉涌撰文回顾五十年》：
“他呀，写起来就不肯放笔，一写就是好长时间。劝了又劝，他才肯休息，好像要一下子把文章都写好。”胡风先生的女儿半是责备半是高兴地说。
可不，从去年冬天起，八十二岁的胡风，进入了晚年创作的旺盛期。好像干涸的泉眼，又突突地冒出泉水来了。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已写出各类文章达十四万多字，这对一个年高体弱的老人来说，的确十分难得。这也是他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创作丰收。
……
在已写成的文章中，《胡风评论集》的后记，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胡风评论集》收入胡风先后创作的九本文艺理论批评集，字数在一百万字左右，现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可望五月前后出版。胡风为此书写了长达四万多字的后记。在后记中，胡风以九本集子的创作时间为线索，谈了当时写作的时代背景和自己生活情况，思想状况，并逐一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可以说，这篇后记，是胡风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是他对自己从事文艺工作五十年的总结。他这篇文章一俟发表后，必将会引起海内外的注意。
（《北京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
这篇近况，重点介绍《胡风评论集》的长篇后记，惹来麻烦的恰恰就是这一内容。文章见报当天，报社即接到出版社电话，随后，又收到以出版社名义发来的公函，称出版社并没有决定采用胡风的后记，批评我的报道不属实，要求晚报予以更正。于是，报社责成我就此写出说明。
当记者已有两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类似情况，说不上紧张，却颇感突然，且有些意外。我不清楚是出版社自己的意见，还是受到了何方神圣的过问。但我直觉自己没有错，我在胡风家里了解到的情况如文章所写，并没有丝毫编造、夸张，不能说是虚假报道。我将采访过程，一一说明。晚报将我写的情况说明转交过去，但没有发表更正。之后，未再有人追究，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转眼翻过。
三卷本《胡风评论集》，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多方才全部出齐。第一卷出版时间为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三卷在第二年五月出版。胡风晚年倾全部心血所写的那篇长长的后记，最终还是获允收录书中，了却他的最后心愿。第三卷刚刚出版，胡风忽然病重住院，确诊患癌症晚期。一个月后，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八十三岁的胡风与世长辞，告别了一个纷扰不已的世界。
或许正是受到“胡风近况”一文纷扰的刺激，我在一九八四年产生了一个想法：搜集“胡风事件”资料，采访相关人员，为这个群体的历史演变和命运波折，留存一套系统的史料。我把这一想法首先告诉了贾先生，他予以鼓励，并进而建议我，要抓紧时间进行。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着手就年胡案编一本系统性的材料，我觉得倒是一个值得下点工夫整理的课题。……明朝的东林党事件后（这也可称之为东林事件的新版），曾在清朝出现过两本书《东林始末》、《东林事件》，它的体例，值得参照。我曾想了一个饶有兴趣的书名《胡儒学案》，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名的书籍，都是记述一代士林的，换言之，这类体例的文献资料书，在我国也算古已有之。我希望趁现在这些人还多半活着，业余不妨即行动手进行，当然它的付印出版，恐怕不能期之最近，其中原因，不说自明。
（贾植芳致李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我把这个想法也告诉了曾卓，他的建议更加明确。曾卓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采访所有归来者，包括一九五二年以发表《致路翎的一封公开信》而“反戈一击”的舒芜。曾卓写道：
你的那一个写作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只要可能，我将尽力协助，我想别的朋友也会支持的。重要的是找绿原、牛汉、耿庸、化铁、路翎、徐放、满子、植芳等位谈谈，最好录音。其实，舒芜也可谈谈，他会从他的角度谈一些情况的，可以作参考。
（曾卓致李辉，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于是，在他们关切的目光注视下，我背上书包，又一次穿行在不同城市的大街小巷，追寻历史远去的场景，倾听一位又一位归来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完稿于二一一年三月十四日，北京
谨以此文纪念贾植芳先生去世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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