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同事曾经感慨，一年中做的几个重大采访，几乎没用过记者证，压根就不能暴露身份，不然只能空手而归。重大公共事件的采访有时候也不得不做成暗访，几乎是行内人心照不宣的“技巧”。朋友圈有篇传得很广的文章，题目叫《长江商报记者武威采访历险记》。能写成“历险记”的采访，内容其实只是对排污企业的调查，但记者被限制人身自由6个小时，还被驱逐出了当地。这几天武威这个地方名声响亮，当然不是什么好名声。《兰州晨报》、《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驻武威的三名记者被抓，其中《兰州晨报》写出公开信，说自家记者张永生被抓存在诸多前后矛盾的疑点，并且提到张永生曾经因为报道“负面新闻”而受到威胁。事情一再发酵，有人挖出了28年前武威压制负面新闻的“黑历史”，还有人不知从哪儿找到武威市长和书记的电话，要求他们“正面回应”。今天凌晨，“甘肃检察”发布微博说，省检察院已经介入调查。这让我想起另一则新闻。安徽《市场星报》记者徐某发现某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捐赠方吃饭的新闻线索，但他很快被广告合同“摆平”；同事贾某采访了此事，差点也被“劝降”，但价格没谈拢。稿件最终被公关，贾某做顺水人情把自己所得材料给了同行，最终这个新闻以不署名的形式在《安徽商报》见报。老实说，复述这个故事，我的内心是抗拒的。绕来绕去，尽是些不光鲜的暗道道，鸡贼的伎俩，一种“贵圈真乱”的即视感。“广告换负面”背后是个难以启齿的江湖。悲哀的是，一些人浸淫其中，无耻得很坦荡，而且貌似风险也不大。我甚至怀疑，若不是《安徽商报》那稿子没署名太蹊跷，可能谁也不会想起来深挖背后的“内幕”，所有人继续相安无事。如果一行职业人正常履职不能坦荡荡，处处担惊受怕，钻进潜规则浑水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哪儿还有什么职业尊严可言？晦暗不明的潜规则笼罩，“说出真相”只会由基本职业操守沦为难得一见的品质。最可悲的情形是，舆论监督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被压制、被威胁，要么被“摆平”，到了那时候，谈媒体的公信力，真会成为一件奢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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