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胡同·第辑
一声晚报半生晚报
下午4点多，76岁的杨秉诚老爷子，身着一身蓝色的建设服，骑车经过天桥十字路口。他就住在天桥西北边，赵锥子胡同里。
马路中间是圈起来的地铁工地，老爷子没抬眼，似乎地铁与他的距离太远了。他卖北京晚报，已经26年了，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年初一，从未落过一天空。他坐过一次地铁，当时北京地铁的票价是1块钱。
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小狗。每天下午他都会送完报纸后，出现在天桥市场斜街南口，放下自行车，怀里揣着小狗，一声声喊着“晚报”，卖剩下的报纸。老人，建设服，小狗，漂亮的报纸种类字体，破自行车，老北京的天桥。
离着老远，老爷子就抖搂着报纸给人家看头版大标题，“涨工资了啊。”这一天，北京晚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是“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人均月赠元”。这个消息让今天的北京晚报格外好卖，卖报的杨秉诚老爷子和买报的人们都面带喜色。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这个消息，跟杨老爷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为他虽然76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他没有户口，更没有养老金。来吧，故事开始了。
中午12点，永安路邮局二层，这里是分发报纸的房间。下午2点北京晚报送到这里，杨老爷子则早早过来，和大家聊聊天。星期六街上买报的人稍少，老爷子拿了40份北京晚报和10份法制晚报，认真地将北京晚报的副刊版面和新闻版面插在一起。他看到头版养老金上调的消息，放心了，今天报纸肯定好卖。
两点刚过，老爷子骑上车，开始送报纸。跟着老爷子，从永安路邮局，经阡儿胡同、腊竹胡同、大川胡同、永安路……
出发。
沿途有狗——
有猫——
也有鸡。
走了一大圈，这些地方有的人跟老爷子订报，也有的人肯定买报。而老爷子一路吆喝，那声音洪亮，显得年轻，盖过一旁汽车的发动机声。这一路，老爷子随停车随给路人拿份报纸。
其间，老爷子回到家里，带出了他的小狗。他的家是一间小平房，中间打了隔断，他和老伴一间，28岁的儿子住在另一间。杨老爷子是48岁老来得子。
他的小狗则是年前，天桥市场斜街南口那里一位老太太送给他的。当时老太太的一条小母狗生了小狗，找到了杨老爷子，“她跟我说，家里下了小狗，但是不想养了。看我天天在这里卖报，人挺好，就把两条小狗送给了我。”
一条小狗被老爷子送给了亲戚，一条母狗则从此伴随着他。这条母狗现在又下了两条小狗，“小雪”因为身材娇小，每天被老爷子带在身边。老爷子送完报纸骑车回家，带上小狗，继续去天桥摆摊零卖报纸。
路上还碰上了“小雪”的亲爹，也是住在天桥附近的一位女士，养着的同品种小狗。老爷子忍不住抱过来喜欢一番。
到了天桥，这一天的旅程就剩下回家的一小段。我看了一眼手机软件，骑车一共11公里。北到两广路，南到德云社，东到金鱼池，西到南横街。
老爷子这两笔字，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能写出来啊。
杨秉诚老爷子，祖籍河北安国，爷爷是个教书的私塾先生，写得一笔好字。他则生于年的四川，父亲是国民党中校副官，当时在沈阳打仗。很小的时候，他跟随母亲从四川来到了北京，家住在正觉寺附近，也就是现在护国寺附近的正觉胡同。人民剧场大家都知道吧，就在护国寺街，杨老爷子说，刚解放那会儿，那里有个炸油饼的小摊。后来发生了火灾，烧了三天三夜，把那一片都烧平了，才在废墟上建起了人民剧场。
五六岁的时候，母亲曾经带他去沈阳找父亲，当时抗战已经胜利，父亲安排他们投奔了一位起义的老战友，也就是加入共产党的战友。这次去沈阳，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小疤——因为淘气，爬沈阳城墙的时候摔着了。
解放前，父亲退役了，回到北京的家里，被安排到护国寺附近的第七文化馆工作，一年后调往长春堂药店，公私合营后，长春堂药店并入了xx堂，就是那个有名的药店。为什么不写出来？文革恩怨，您往下看吧。
杨秉诚则在弘善寺小学、男13中读到了初中毕业。上小学时候的杨秉诚，爱好练字、画画、音乐，中学时候还给班里足球队守过大门。小学毕业的时候，上海电影学院曾经来招生，杨秉诚参加考试，但被看榜的父亲告知，榜上无名。但几天后，他听到一起考试的小伙伴说，他考上了，只因为发在第二榜，可能父亲没有看到。杨秉诚找到工作人员处，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也很无奈，因为名额有限，你不来报到，下一个人就来了。最终，工作人员给他单独安排了一次补考，让他唱了两首歌，却并没有录取他，“大概是工作人员为了安慰我，才象征性地安排了这次补考。哎，如果这次考上了，我的命运也就不一样了。”
年，杨秉诚家搬到了小蒋家胡同，即现在前门东南边的小江胡同。初中毕业，他来到北京电子管厂钨钼分厂上班，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眼看着厂房盖好、开始生产。北京电子管厂即厂，当时还是军工保密单位，写信都是“23号信箱”。对了，他在男13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姓邓，文革的时候……老爷子说，不许攀附名人。
年，在电子管厂，杨秉诚犯了一次错误，被拘留了15天，因为他捡到了一块废铜，卖了钱。这块废铜，改变了他的一生。今天想起这件事情，杨秉诚说，这是因为家里穷，而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且不说那是不是一块废铜、家里生活的困难，总之只要有个大帽子，就够你受的。当时的社会早已准备好了无数的大帽子，他的行为被定义为挖社会主义墙角。
拘留15天就完了？没那么容易。杨秉诚被工厂除名了，从此被人当成了坏分子，并被安排到新都砖瓦厂工作，后又调到天河化工厂。年，他看到了路边的标语，国家正在招兵，于是，他参军来到了新疆，感觉很光荣。“后来才知道，这是社会为了清除有绽儿的人。”所谓“绽儿”是北京话，意思是瑕疵、污点。
然而到了新疆，他才知道，他们当的不是兵，而是筑坝工人。和想象中差距太大，四五个月之后，他和当时20多个一起来到这里的同伴，一起坐车回到了北京。让他必须回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父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全家被轰回河北安国老家。
反革命的罪名谁也担不起，回到北京的杨秉诚，为父亲的事情，找药店等单位，寻求解决。本来问题已经解决，但就在年手续即将就绪的时候，文革前的社会动荡开始，不仅全家没能回到北京，他自己也在不久之后，被打成了“为历史反革命翻案”，在北京第一监狱关了7天。
（时间已久，老爷子回忆的年份可能略有误差。）
穿大街，过小巷。
随后他又被武装押解回新疆，这次工作地点变成了煤窑，每天背煤。干了两个月的时候，负责看守他的老人，得知了他的情况，跟他悄悄约定，让他跟管事儿的人说，要请假买东西，趁着夜里逃跑。
周围是茫茫沙漠，往哪跑？老人给他指了个大概的方向，说当年当兵的时候，他们曾经走过那条路，大概六七天，可以走出沙漠。他没带着任何食物和水，第三天的时候，他晕倒在沙漠的一个沙坑里。睁开眼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30岁上下的姑娘。这是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川姑娘，杨秉诚将自家的遭遇跟姑娘一说，姑娘直掉眼泪，随后让他等候，姑娘则跑回兵团，给他拿来了十多个馒头和一壶清水，还给他指了路，介绍他前往车站，找自己的朋友。“她叫李租玲，她救了我一命。也许这辈子我都没有机会见她第二面，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边走边和杨老爷子聊，杨老爷子还得吆喝晚报，还得跟老街坊打招呼。
带着这点儿干粮和水，杨秉诚继续在沙漠里跋涉。很快，食物和水也用尽了，“你们没有体会过在沙漠中独自行走的那种绝望。四周围全是沙子，看不到一个人；每天白天太阳能烤死人，晚上又能冻死人。”一步一陷的沙地，更加速了他的绝望，他不知想了多少次，这辈子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但就在他被女知青帮助后的第五天，他突然看到了远方的黑烟。朝着黑烟的方向又走了一天，他终于来到了火车道旁。在沿线的火车站，他找到了女知青介绍的四川朋友，这位热情的朋友，给他带上了馒头、四川腌辣椒，指引他走到哈密，那里有通往北京等各地的火车。
张一元的工作人员也买老爷子的报纸。
来到哈密，他兜里虽然有钱，但前途未卜不敢乱花，舍不得买火车票。好在看到了一个卖葡萄干的人，带着几大麻袋的葡萄干赶火车。他跟这人商量，帮人家扛些麻袋，让人家给他买张站台票，以便上车。对方答应，他就这样蹭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人去吃饭，让他帮忙看着行李；几次之后发现，他根本不吃饭。二人一聊，这位好心人得知他的情况后，管了他在列车上的几顿饭。就这样，终于来到了兰州，那一天是大年三十。
永安路边内衣店，买老爷子的报纸。
又经历几天的行程，兜里的钱发挥了作用，他终于回到了安国老家。母亲看到她的瞬间，哭了。他脸上皮掉了一层，鞋底已被磨破。好在一家人团聚，从此，他在家里随家人务农，熬过了文革岁月。
再次回到北京，是文革结束后的年。他来到了xx堂药店，找到了当年造反派的头目——老爷子说，这个头目当时已经是营业部的书记。他名叫sunchunyu，见到杨秉诚的时候，愣了一下。杨秉诚上前问到，不认识啦？我父亲的事情，该平反了吧？
“这事儿，坏就坏在几个人的身上。”当年若不是造反派揪着杨秉诚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老账，一家人也不至于沦落至此。几句话不对付，对方放出话来，你再闹腾我就找人抓你。杨秉诚真就回家了。下午，他再次来到了办公室，“我把家里托付好了。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解决，我就不走了，等你叫人来抓我。”
对方改口了。“秉诚同志，上午我们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当年闹腾完了，现在都忘了？不知道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活到了现在。人在做，天在看。好在，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户口，回到了北京。这也多亏一个朋友帮助，在西三旗找了一间农民房，有了房子，就能落户了。杨秉诚松了一口气，“回想起那个时代，真是恐怖。”
后来药店还把他家搬到了赵锥子胡同，方便上下班。但是，杨秉诚本人的户口，却迟迟没有办理。后来他为自己奔走，新疆当地认为他失踪了，死了，杨秉诚已经被注销户口。而北京的第一监狱，答复更简单：他是被群众扭送来的，不是公检法审判的结果。我们这里没有档案。
没有就没有吧，生活总得继续。他来到了崇文职工中学的三产公司，跟着公司做些工厂设备的生意。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与比她年轻近20岁的承德妻子结婚，所以他今年虽已76岁高龄，儿子不过28岁。
走着走着，老爷子跟老外还打了招呼。老爷子这一路，老外要给他照相，他挺高兴地让对方拍下他骑车卖报的情景。几年前，老爷子听说自己照片出现在大栅栏，到了一看，原来是一个摄影展，一位意大利摄影师拍下了他。
也是由于没有户口，他走到哪里都是临时工。80年代后期，他曾给位于体育馆路的体育报社送报纸，骑车带着几百份报纸，大夜里直奔德胜门。这样的生活实在颠沛，他最终走上了卖报的道路。理由是，当时干什么，都有人管，只有卖报纸没人管。
妻子则被街道照顾，安排在托儿所工作。杨秉诚卖报纸和邮局熟了，妻子也落到了邮电局上班至今。由于工作认真负责，邮电局特别照顾，将妻子的后顾之忧解决，退休后，她能享受北京的退休工资。这是后话。
后来邮局也出了新规定，您卖报纸，必须买一辆邮局的自行车，块钱。一辆普通自行车应该多少钱，您心里一定有数吧。没办法，买吧。平安了几年，北京开始有城管了。邮局说，买邮局的三轮车，就可以摆摊卖报，于是，块钱。
这辆小车用了一年，又变了，骑自行车卖报没人管，用小三轮摆摊不许。“综合执法的拍着我的小摊说，你不就是个臭卖报纸的吗？我让你卖你就卖，不让你卖你就不能卖！我也跟他拍着小摊说，我卖的是国家的报纸，凭什么不让卖！”急也没用，杨老爷子只能找邮局，要来了一辆淘汰的旧自行车。
卖报纸的好日子，出现在年前后。别看现在杨老爷子早晚加起来每天只卖百十来份报纸，要知道在十多年前，他一天就要进份北京晚报。车前车后装满，每天要拉两趟。如果天气好，晚上9点前所有的报纸都能卖掉。如果赶上刮风下雨，报纸没卖完，他会在午夜前到前门附近继续吆喝。一个月的收入有了元，生活该改善了吧？没戏。孩子户口也不在北京，得交借读费。
这辆自行车现在杨老爷子还骑着，仔细一看，车子是邮局绿，但前叉子是黑的。“摔坏啦。当年拉着那么多报纸骑车，每年得摔个十多回。”骑车摔跟头，很痛苦吧？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让你说不清楚。
这么说是因为杨老爷子身体很好，卖报26年，他说自己从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包括感冒。十多年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腰疼，每天只能罗锅站着卖报，实在扛不住，去医院照片子，腰椎间盘突出。要做牵引，一次多块钱，还不一定多少次能有效果。老爷子琢磨，自己没有医保，收入低微，算了，不治了。
老爷子是去送报纸，不是修手机。他没有手机。
忍着疼了半年的腰腿，一天夜里，他与妻子在虎坊路旁等电视报。拉着一车报纸骑到万明路的时候，旁边突然冲出来一辆车，撞上了他，自行车后拉的报纸全都砸在了腰腿上，肇事车还跑了。本来就有病，这一下可完蛋喽。结果杨老爷子站起来，抖抖土，发现腰不疼了，腿也不疼了。至今十多年过去，从未再犯病。
劳动人民身上发生的神话，超越一切宇宙科技，包括中医。“我有时候嗓子不舒服，但只要推车上街喊一句‘晚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下雨的时候，他就躲在旁边的商店屋檐下继续卖报。虽说是街头一景，但今天的杨秉诚，偶尔也会遇到冷嘲热讽，被路人讥笑。一旁一起聊天的大叔说，前两天在车站，听见几个人聊天，说那个卖报的老头，受累的命，可怜巴拉。大叔听不下去了，“我打断他们，跟他们说，老爷子站在这里，卖卖报纸，义务之路，身体还好，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医院，帮助杨老爷子给小狗治病，都没收钱。老爷子很感激大夫。
杨老爷子更是心宽，早已数不清多少次被车撞，从没要过人家赔偿，并且打心眼儿里感谢那个撞好了他腰椎间盘突出的逃逸司机。这26年尤其是推车卖报之后，杨秉诚老爷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天桥。陶然亭、天坛公园，近在咫尺，几十年都没去过；上一次坐地铁是趁着上午空闲去找老妹妹，当时的地铁票价还是1块钱一张。
穿惯了建设服，杨老爷子这么多年也从没穿过别的衣服。您现在在天桥市场街南口看见他穿着的这身，是文革前的。“没什么理由，就是习惯了。我还留着两三套全新的呢。”熟人开玩笑，都说他得把这身衣服穿进棺材里去。
真正有多苦，也得是老爷子自己才能说清。他说，自己每天的饭食，中午两个烧饼，晚上烧饼两个，配上点儿小咸菜。老爷子每天都在留学路的两家店买烧饼，卖报纸路上就解决吃饭问题了。烧饼店也照顾老爷子，不仅7毛的烧饼卖给他5毛，还经常不收钱，“这老爷子，这么大岁数，每天辛苦卖报纸，我们愿意照顾。”
烧饼递到老爷子手里，经常还不收钱。不收钱不行，老爷子拿出一份报纸，扔在了柜台上；可是还没来得及扶正车把离开，店主小伙子就跑出来，把报纸扔回了老爷子车筐。
小小一条留学路，好吃的东西真不少。路边的白水羊头，每天会把碎肉、骨头渣子送给老爷子，家里的三只小狗从此吃喝不愁。
留学路的白水羊头。
孩子上中学那几年，是他觉得人生最艰难的年代。本来收入就少，自己又有一段时间胸口发闷，人也消瘦。虽然坚持着每天卖报纸，但“邻居见了我都说，你这身体，够呛啦。”家里一位亲戚来做客，看到他的情况，也知道他没钱看病，“我回家给你拿钱去。”结果这位亲戚走了，再也没回来。别误会，人一直都在，只是钱没拿来。“失落。”好在病魔没持续多久，自己觉得折磨这么个人，实在太不道义，便扭头退去了。傍晚时分，老爷子的报纸卖完了。几十份报纸，能挣十多块钱。加上早上卖报送报，一个月大概不到块钱，老爷子说，吃烧饼足够了。
孩子在北京读到高中毕业，考虑到回原籍参加高考，教材都不通用，便直接参加工作了，现在也在邮局。全家人最担心的，还是杨秉诚老爷子的身体，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好在2月份的时候，新闻又重新提到了落实户口的政策，让老爷子看到了希望，他等待着派出所的民警跟他联系——此前民警答应过几天开车带他跑以前的单位，查找档案等个人资料。
命运让一个世界有些冰冷，但人情又让老爷子离不开一辆自行车和一句“晚报”。雨天骑车摔倒了，一车报纸都沾了泥水，但拿给老主顾，得到的却是比平时更多的感谢；不认识的人，根本不会去问原因，便买下湿了的报纸；“老有人给我5块钱，但就要一张报纸，说什么也不让我找钱。还有一次，一个小姑娘说，把钱扔在车筐里了，拿了一份报纸走。待她走远了我才得空往车筐里一看，那是一张块的啊。”
孩子围着杨老先生，逗他怀里的小狗。
面对着这位杨秉诚老人，我在想，他是谁啊？他是一个小偷？他是一个因为一块铜就变成的黑锅？他是一个为历史反革命翻案的现行反革命？他是一个小煤窑的逃兵？他是一个娶到年轻媳妇的幸福大叔？他是一个和城管作斗争的勇士？或是一个生活在北京市中心，却是新北京最陌生的人？
反正，现在他只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养老金，却会在今天还穿着一身建设服，上衣兜里揣着钢笔，带着蓝帽子，怀里揣着小狗，站在天桥市场街南口，吆喝那26年没变味儿的“晚报”的平凡老人。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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