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
纪梅
一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写道：“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那也就没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叙述。在此意义上，我们都失去了家园。不是空间上的家园，而是人类社会记忆和历史的根基。
如果没有高尔泰，没有杨显惠，我们很多人将永远不知道酒泉戈壁滩漫漫黄沙中曾有一个“国营夹边沟农场”，也不知道安兆俊等三千多生命曾经在这个世上如此存活过。他们满含冤屈的魂灵如今是否还像大漠孤烟盘桓于我们头顶，我们无从知晓，或者根本不关心：那足够肆虐的沙尘与雾霾，遮蔽了这些魂灵绝望的逼视，也早已湮灭了我们的心灵。此刻，我忍不住要让见证者出场，让我们默默地看见他们，因为我们从未看见过——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动教养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有些东西，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噩梦。……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高尔泰：《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一个叫安兆俊的历史学家保护了这个年轻的右派，安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安是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的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管教干部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他看了高的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堆在灶膛里烧了。”这使得高得以逃脱了足以致命的惩罚。
年3月初，高尔泰被甘肃省公安厅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十年建设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年夏天高尔泰遇上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刘文汉，询问安兆俊的下落，刘说：
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
我问他人埋在那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列车上来来往往的乘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弄不清哪里来的。……（同上书，第—页）
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人们的生活。高尔泰写道：“酒泉二字，曾使人谈虎色变。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就在酒泉境内，无数人进去了，消失了，至今连尸骨都找不着。”（同上书，第页）文革期间，他曾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过一圈。“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填平。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短墙，黄沙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恢复到原来的面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风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人死光了打烊了。我说是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真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同上书，第页）
这个世上到底有多少个夹边沟农场，多少处使人湮没无闻的黑洞？那些无辜的甚至带着改造生活的热情走进“夹边沟”的人们，竟不能留下个尸体或坟墓之类的普通痕迹表明自己先前曾经存在过。像汉娜·阿伦特所感叹的，这种新的死亡方式，与旧式的政治谋杀或犯罪谋杀相比，当真是效率颇高。一切痕迹被彻底抹掉，不论是受害者还是幸存者那里，似乎从来就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此外还有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拒绝让夹边沟近三千个生命消失，这种纪实性、记述式的文学有着自身不可替代的叙事伦理功能。就像赫尔岑用《往事与随想》拒绝让俄罗斯19世纪黄金时代那些有着黄金品质的人儿消失，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用《捍卫记忆》拒绝让苏联铁桶般黑暗牢笼里的知识分子们消失……
二生命与死亡的印迹不仅容易被风沙自然所湮灭，也容易被一个社会的遗忘工程刻意磨灭。时值年，高尔泰已经供职于兰州大学。然而——
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杨梓斌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同上书，第页）
开始的时候，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人，是饱尝苦痛的肉身；随着时间和死亡，记忆的承载者是文字，是良知的写作，然而，消灭记忆比消灭肉身历来有着更多的方式。
赫尔岑曾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利季娅想起这句话时总心有余悸：“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捍卫记忆》，第72页）
赫尔岑的忧虑意味着，一段历史绝不仅仅是当时的人和事在一段时间维度上的存在，它更关乎这种存在所呈现的意义，特别是对后人的意义。利季娅的担忧则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权力阶级总在尽可能地“封住报刊的嘴”，扼住所有人的喉咙。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担忧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已成为事实。谁能统计出仅仅在20世纪里存在多少集中营？又消失了多少位“多余者”？然而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类记忆的捍卫者，生命故事的讲述者，让我们得以保持着一种微弱的希望：虽然暴力拥有绵延的势能和不断出现的助推力，然而终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它们在赫尔岑、利季娅、高尔泰和杨显惠等人的回忆与纪事话语面前就不得不宣告道德上的败退。在制度缺失政制失明的岁月里，这几乎是唯一可以依靠的抵御灵魂堕落的护身衣了。
“何况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正如高尔泰在回忆录的序言中所说：这个“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
三一种政制的高妙在于同时垄断人们生的基本权与死的解释权。这意味着它拥有自我豁免的绝对权利——那曾经是上帝的特权，同时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对立面。这实在令其他政制所向往和渴慕。就像高尔泰的发妻李茨林年纪轻轻就在被下放的村里死去了，下葬时村里十几个人排成一列所念叨的语录：“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寻找家园》第页）这符合20世纪大胜其道的观点：为了某个主义，“生命”奔赴一场接一场战争、运动、革命，充当齿轮、子弹，或靶子。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这种对死亡所做的预言式的解释在20世纪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意识形态灌输方式。还有两个卓越的例子：希特勒当年大肆屠杀“精神病人”并非为了节省战备粮食，而是根据“千年至福”的观点来实施计划的；斯大林于年准备清除党内右派和左派“分裂主义分子”时形容他们是“垂死阶级”的代表。可见，这些群众领袖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清除一些人的生命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那些人的死是必然和应然发生的。他们也拥有一个同样的野心：“永远无误”。他们自信或假装自信于自己的睿智足以先于其他庸人看到历史隐藏的“发展规律”，因此他们所有对未来的描述和预言都基于科学的唯物主义，他们所有的政治行动，所有造成的牺牲也都是为带领群众更快地奔赴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纵然途中出现一些失败和毁灭，也不能证明他们的政治意图是错误的，因为站到未来看，历史会自动证明他们的无比正确。
当然，类似的上述“真理”经常会触礁常识。宣称每亩地可达万斤高产，饿殍遍野之时宣称跑步奔向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等等。正是如此统治者需要“科学”的协助：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抬高到“战略”的绝对高度，以免撞击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荒谬和矛盾，同时将判审的权力置于未来以回避眼下的常识判断。
这种将暴力与现代科学完美融合起来的现代政治宣传方式浓墨重彩地登场20世纪。当然所谓现代科学并非无辜地处于受利用的境地。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从伽利略时代起，严格的科学研究和实验的意图“变得较少考虑心灵而较多考虑人为地再造上帝创造过的自然过程”；科学成为一个“由规律支配的有目的的理性活动系统”。于是，通过有意无意地驱散传统的神话和现代形式的宗教，通过在“计算、核算、计量、观察和操作”方面取得硕果累累——这些本质上都是不能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科学一面消灭想像的因果关系，一面促进着出现一个看似热闹实为乱糟糟、看似充满目的实则毫无意义可言的虚无主义世界。（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页）
不仅仅是统治者欢呼这种虚无主义世界的到来，身染“集体主义”病患的群众也对其宣称所掌握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十分受用：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历史不再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疯子而变身勤恳忠诚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恍然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当然，最睿智与富有远见的主人还是那些群众领袖：“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无需改动多少字，希特勒的上述观点就能表达斯大林的信念：“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页）
站在现在的位置，这种现代政治的全部结果已赫然裸露在我们面前：私人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公共生活日趋干涸与萎缩，人们曾坚持的政府的合法权力“只能在订约个体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产生”这一契约合法论遭到抛弃，政治的天然职责——提供并保护公民的公共生活与交往空间——逐渐被淡忘乃至完全被偷梁换柱，本就模糊的个体形象彻底沦为原子化的群众之一。政制的白癜风哪个医院好北京有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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