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寒门难出贵子”直接体现了社会阶层流动停滞与阶层固化,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本文从重点院校农村子女比例、城乡大学生就业情况、社会观念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寒门难出贵子”的主要现象,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视角对该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最后针对性的提出了破解策略。
关键词:“寒门难出贵子”;现象;原因;破解
一、引言年,一位银行HR在网络上发表了《寒门再难出贵子》一文[1]。随后,搜狐、红豆、人大经济等国内各大网络论坛纷纷进行了转载,《人民日报》、新华网、光明网、四川新闻网等各大主流媒体也发表了社评,“寒门难出贵子”一度成为网络热词。实际上,“寒门难出贵子”并非一个新话题,古已有之。网民“自言自愚自乐”从天赋、兴趣、努力、环境四个方面对“寒门”与“朱门”进行了对比,认为自古以来后者出贵子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前者。之所以再次触发民众敏感的神经,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让人们的思想异于以往,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公平、贫富差距和人的发展权利。应该说,“寒门难出贵子”现象是不合理的,因为其直接造成了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错位,让大量具有科学、领导潜质的寒门子弟无法实现向上流动,也使得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银行等组织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造成自闭和效率低下。如果不进行干预,阶层流动停滞会让阶层分化态势更为严峻,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社会和谐。所以,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对寒门子弟的教育、生活、就业、发展等各个视角与朱门子弟进行现象比较,再从经济、社会、制度等环境入手,寻找破解“逆境”的途径,是学术界应当重视的。
二、“寒门难出贵子”的表现1.城乡家庭子女在高考入学和就业上的差异
(1)重点院校农村子女比例过低
据新浪教育披露,年“知识分子”的状元数量增多,其中许多是来源于大学教授家庭。年《法制晚报》统计当年27名高考头名的家庭情况,其中有14位来自于知识分子家庭,只有6位来自农民家庭。不仅是高考层面,除清华、北大外的其他重点院校也出现了“城盛农衰”的现象。根据黄梅芳整理的资料,中国农大、东南大学、西安交大的农村新生比例都呈现出逐渐下滑趋势[2]。
除了正规的考试,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政策与加分政策极其不利于农村考生,“教育观察网”援引清华大学的数据显示:直辖市学生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可能性是农村生的5.5倍,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3],城市考生高考加分形成权钱交易的腐败产业链。可以看出,农村子弟在“人生第一关”上基本完败于城市子弟。
(2)农村大学生就业情况劣于城市大学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年发布的报告称,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中,来源于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87.7%和69.5%,相差18.2%,而重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则分别为5.2%和6.5%[4]。从就业去向上看,城市毕业生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比例为47.8%,农村毕业生仅为31.1%,前者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为10.4%,后者仅为2.5%。从薪酬待遇上看,城市户籍本科毕业生约为元/月,比农村户籍本科毕业生高出了元/月。知名咨询机构麦可思调查报告指出:届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家庭大学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本科元、高职高专元,低于非农民与农民工家庭大学生为本科元、高职高专元[5]。从上面的资料看出,农村大学生在就业机会、就业质量上也要低于城市学生。
2.城市贫民子弟难以获取足量教育与优惠照顾
“寒门”并非农村家庭的特殊标签,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行业分化与阶层分化也造成了城市人群内部的分化,城市当中也存在着一批人由于各种原因致贫,这部分家庭的子女也未能充分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根据唐钧等人所做的调查,在我国五个主要城市(上海、武汉、天津、兰州、重庆)的城市贫困家庭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各类享受教育不足问题,尤其是“因缺钱让孩子退学”的比例在其中三个城市竟然超过了20%[6]。(表1)城市贫民子弟在教育权获取上的缺失主要是学习条件缺失,因为经济负担沉重,城市贫民子弟在家中没有充足的学习条件,且还要帮助父母从事其他生计事宜,在学校里不能够获取优质教育,大量调查证明贫民子弟所读学校质量明显低于普通家庭,缺乏“择校权”。
另一方面,城市贫民子弟未享受到高考加分,现行的加分政策要求申请者获得奥数、青年科技创新比赛、体育比赛相应的荣誉,以文艺特长生为例在上海可加20分,很显然有钱人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在体育、艺术以及课外补习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在入学加分方面占了先机。同时,每年的高考加分政策总体由教育部确定,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进行选择,最终决定权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而这就留下了“弹性”空间。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的加分规定引发大量争议,被指明显有违教育公平,凸显“权力寻租”,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城市贫民子弟无疑难以分一杯羹。
3.寒门子弟的就业与升迁遭遇瓶颈
《信息时报》年的调查披露:有85%的学生承认是通过关系介绍找到工作的。腾讯网年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问卷题目“您觉得以下哪个是实现个人梦想最重要的两个条件?”,选择“有个好爹”的高达34.27%,选择“个人努力与意志”和“机会与运气”的分别为25.12%和20.09%[7]。可见社会资源在当今就业乃至未来发展过程中,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个人后天努力。
其次,寒门子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指出,八成蚁族出身中下层,七成蚁族包括父母收入在内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8]。浙江工业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位蚁族中户籍在农村者为54.6%(事实上因城市化改造、将户口迁入大学所在地、工作所在地等原因,来自农村的比例远高于统计的数据,估计在65到70%之间)[9]。可以想见,蚁族和寒门背景的相关性很高,虽然这方面的调查比较少。当然,“拼爹”的优势不仅在于就业,入职之后的升迁与发展也与此紧密相连。
三、“寒门难出贵子”的根源1.“寒门”特征—教育基础条件不足
小升初、中考、高考等一系列表面看起来是有关学生的事,在少子或独子化的今天,实际上演变成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竞争。
第一,在部分“寒门”中,父母仅能满足孩子基本的温饱,很难保障孩子能够专心地学习文化知识,更谈不上发展个人爱好。甚至有网友戏称:“中国农村饿死了九十九个爱因斯坦,还有一个去了美国”。生活质量的无法保障,决定了农村子弟人生观和价值观停留在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上,很多孩子早早就辍学帮助家里挣钱了。
第二,“寒门”父母的素质要远远低于“朱门”,这里的素质不仅是狭义的受教育水平,更多涉及的是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和有效供给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让“寒门”父母主要精力用于维持生计。根据《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城乡贫困家庭中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10]。普通群体教育支出过大,其实质是在制造国民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并将贫困变成一种代际传递的链条。
第三,课外补习的作用被忽视,在考试内容多元化、选拔机制已经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更广泛和深层次的知识教授在提升学生应试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全功的实证调查证实,有超过7成的学生承认“补习对今后的课程学习、素质发展、机会获得起较大作用”,而补习能够提高“学业成绩”的赞成率为52.3%[11]。在农村地区,师资力量的补充和教师素质提高都需要解决,农村家庭也拿不出钱来请家教,“课外补习”无从谈起。即使是在城市,课外辅导支出也会占家庭收入的较大比例,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第四,教育、就业机会在城乡家庭间的不平衡。寒门难出贵子主要是教育机会公平缺失,经济要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还有一个因素是社会资源的作用。必须承认:大学生主要在城市就业,而大学基本地处城市,城市学生在就业机会上自然要优于乡村学生,这是由地缘决定的,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在入学机会上,城乡大学生比例的变动就是不正常的现象,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主体间的比较优势(家庭教育、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差距)决定了城市家庭子女的入学比例高,在资源限制条件下挤占了寒门子弟的入学机会,而这并不能说明寒门子弟天生就比非寒门子弟差,政府要有应当通过制度调控政策,来降低经济的因素比较优势带来的非合理差距,使寒门子弟也能上得起大学。
2.“贫困诅咒”—文化与社会网络的代际影响差异
贫困和富裕的世袭已经成为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与贫富差距悬殊背景下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贫困诅咒长期影响百姓的思维。是何导致了贫穷和富裕的代际遗传,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
一是群体分化过程中的文化分化。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的观点,贫困与富裕的两类群体的生活文化与价值观念迥然不同,前者具备的是一种小富即安、缺乏理想与追求的亚文化模式,而后者具备的是则是敢于创新、挑战,具备强烈竞争意识的高层次群体。在中国广大农村,“重男轻女”、“父母在,不远游”、“子承父业”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待子女教育存在严重的“短视”,即使子女具有继续深造的潜力,家庭或外部力量的条件能够提供子女教育供给,他们也更倾向于让子女学手艺、进城镇务工。处于长期贫困侵扰和亚文化浸染的农村家庭很难有效认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变家庭命运的重要影响。
文化的落后导致寒门子弟即使走入了大学殿堂,情形也似乎并不美好,在创新、协调与沟通能力上的缺陷注定了他们只是一批追随者而非领导者。石俊华()通过对H大学的调查显示:学生会干部来源于“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家庭的比例分别为19.7%、27.6%、13.4%,三者占总数的比例超过了60%,而来源于“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学生干部比例则较低[12]。大学经历直接体现了一个人走向社会后的行为与理念,寒门子弟在毕业后仍然会延续这种家庭落后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代际网络模式决定了父辈特征对子女的收入与职业产生影响。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观点,杨瑞龙等()强调父亲的党员政治身份对子女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13]。何石军和黄桂田分析年调研的CFPS数据,认为估计了父亲拥有行政权对儿子收入影响的总效应为元。扣除掉代际网络效应后的纯行政权效应为元[14]。在当今中国,“面子”、“金钱”、“人脉”已经成为决定一个人一生走势、但又无法进行准确描述和衡量的资本。尽管目前并没有实证研究通过大量的数据证明父辈的是官阶大小、财富高低与子女的就业性质与升迁速度呈正相关,但似乎这已经不需要再进行证明。从年河南固始的“官员任用世袭”事件和辽宁本溪的“双推双考”事件,到年广东揭东的“子顶父职”,现代版的“官员世袭”事件数不胜数。甚至一些官员更是掩人耳目,采取“更换考分”、“子女交换入职”、“让子女吃空饷”的方式瞒天过海。
3.市场、户籍、资源配置制度的扭曲
(1)市场制度
我国近几十年来通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自由竞争、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实现了财富的迅速集聚,无论是工农行业之间、地区之间还是家庭之间,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贫富差距易引起通货膨胀,“朱门”为了抢占土地、设施、教育资源,人为的推动了社会资源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垄断”形成也加剧了贫富差距。这种恶性循环会通过代际效应进行传递。尤其是计划生育背景下,多代财富积累于少数子女,随着比例的提高,“屌丝”逆袭的难度呈几何级数增加。
(2)户籍制度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得以进城务工,劳动力资源流动加快,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与分配体系并未被完全颠覆,尤其是全世界所独有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而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像城市人的子女一样获取同等量的教育支持。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则是现行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双重受害者,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却丧失了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在城市务工却易受到行业技术升级与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往往成为在劳动力相对富裕时被第一批抛弃的“产业弃儿”。他们的社会、医疗、失业保障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
(3)资源配置
资源不仅指教育资源,也包括了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但实际是,制定区域资源分配规则的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有关于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子女教育、住房、就业、医疗与社会保障方面,在很多官员心目中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更多的是北京最好的白癜风医院电话白癜风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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