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几个长镜头 长镜头1 年,一个名叫马尔科姆·考利的美国人写了一本《流放者归来》的书。在书中,考利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自我流放的文学青年的心路历程。在考利笔下,那一代美国文学青年“苍白、贫血、敏感而又营养不良,常常不得不为了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到餐馆打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被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就曾在巴黎一家叫“大公爵”的夜总会洗盘子。在许多年以后写就的自传作品《大海》里,休斯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他写道: “那时我常常把夜总会里客人走后剩下来一些小点心偷回来和我的女朋友分享。在返回的路途,我望着手里拿着的一个小卷筒,还有两小罐奶油,一想到她此时躺在我们居住的小阁楼里忍饥受饿,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掉在了奶油上。我感到十分哀伤,感到自己的年轻和无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们不能快乐地生活。” 那个时候,从纽约曼哈顿或是旧金山出发,据说只要手中凑足18个美圆就可以买一张到法国马赛的船票了,当然,坐的是三等仓。这一批文学青年中后来出了许多文学大师,像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这些人,都是当时混迹在巴黎的文学青年。 80年代云南乃至中国的文学青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哪儿都不能去,惟一可去的地方是大学,大学是当时思想最有活力的地方。那时,一个喜欢书法的大学生可以参加书法协会,喜欢美术的学生可以参加美术协会,喜欢演讲的学生可以参加演讲协会,喜欢文学的,文学社自然是最好的去处。不分文理,每个大学都有文学社。常常,每年新生一入学,各社团的积极分子就拿着登记表跑到宿舍里来了,这些人就像是一些文学圣徒,在他们的鼓噪下,有时候一个文科新生班的所有同学全都加入文学社,就好像文学社是校方组织的集体活动一样。 加入了文学社,就要参加活动了。活动一般有讲座、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社刊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等。在昆明的大学里,搞讲座一般不请本校的教授,请外面的作家。作家也要是年轻的,文学观点越激进越好,越激进就越受欢迎。在云南师大的阶梯教室,年到年那几年,几乎每一个学期都要举办好几场讲座,每场讲座都人满为患。那时候昆明比较有名的青年作家是米思及、彭国梁、刘扬、于坚、张慈……他们是昆明各大学文学社的常客。在今天看来,他们在当时也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只是写作的时间早一点、发表的作品多一点罢了。米思及是《滇池》杂志的诗人兼编辑,文革期间就开始写诗了,那时已经成名。彭国梁、刘扬是师大刚毕业的,他们在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飞天》、《十月》发表了不少诗,在昆明的文学青年中拥有很多崇拜者。于坚是云大80级中文系毕业的,他发表在《飞天》杂志“大学生诗苑”上的一组诗获得了当年的“飞天诗歌奖”,轰动了所有在大学里的文学青年。这几个人在大学里是最有影响的,文学社经常请他们来学校讲讲座。一来,阶梯教室就坐不下了,走廊上,窗台上,门口,都有人。最轰动的一次讲座是马建到昆明来,他是和姚霏一起出道的,年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2期合刊号上的那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小说,使他成为年度最走红的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因此被革职。因为姚霏的关系,马建到昆明的第二天晚上就在师大举办了讲座。各个大学的文学青年都来了,结果几乎导致一场事故。马建在台子上说,大学图书馆里面的书都应该搬出来当众焚毁,因为它们都是垃圾。有一个经常向学校领导打小报告的学生把马建的现场同期音录了下来,结果文学社的几个小头目都受到了追查。其实,听说马建来到师大,学校领导就很紧张了。好在马建虽然极端,却并没有说什么更过火的话。 文学讲座,大学里搞,社会上也搞。工人文化宫就搞过好多次,是由社会上的一个文学社组织的。有一次,他们请到了云大毕业生、老文学青年张慈。张慈大学毕业后分工分到个旧老家的一家文学刊物当编辑,结果因为在刊物上发表了遇罗锦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失业了,只好又跑回昆明来。张慈穿着当时刚刚流行的短裙坐在讲台上,她说,写诗的时候最好脱掉裤子,最好像我一样,连内裤都不要穿,一穿,写出来的东西就像中学生作文了。据参加讲座的一个文学青年后来讲,张慈一边说一边还把腿伸到了讲台上,吓坏了许多在座的文学青年。 长镜头2 如果我们在今天给80年代的云南文学青年列一张清单,这张清单上的名字可能会跟四十年代在云南阵亡的抗日将士一样多。当时,搞文学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是识字的,都可能正蠢蠢欲动地准备写出他们的第一首诗或是第一篇小说这样的所谓处女作。全国都是这样。当时,一首诗、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使一个从未搞过文学的人一夜间成名。前几年昆明流行的一句话,说是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砖头都可以打死一个报社记者。这句话如果放在年前后,就可以改成:“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砖头都可以打死一堆文学青年。”年前后的报社记者肯定没有80年代的文学青年多,这是一定的,因为昆明的报社再多也不可能像文学一样一下子提供给青年那么多的位置。当然文学青年多,倒也不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出名,而是当时的文化生活太有限了。年以后的那几年,就连看电视都算是奢侈,那时候的电视节目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频道也远没有这么多,更不要说在街上看见一个报刊亭了。云南的文学刊物《滇池》,据说每期的发行量在几十万。由此也可以想见那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饥渴。文学,是中国人民心头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二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也很多,那是因为报国无门,苦闷;但也恐怕没有80年代这么多。更早一点,古代,文学也是所有识字的人都要业余从事一个爱好,不过那个时候由于传媒不发达,基本上还处在自娱自乐的状态。士大夫阶层由于条件允许,当然可以互相传看交流。到了80年代,经过新中国的几次扫盲,识字的人已经比较普遍,所以动乱一结束,大家又暂时无事可做,也就只好向文学一边倒了。80年代不像现在这样,大家都不想说话了,那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的中国知识阶层是普遍有话要说的,报纸广播上没有发言权,当然就只有文学一条路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风气。青年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所以就有了文学青年。开始时,文学这列火车上可能只有几个年轻人,比如北岛、食指、多多、顾城、舒婷这几个小青年。但慢慢就多起来了,不断有许多人来赶这趟车。其实,虽说人人都喜欢写一点,但真正把文学当一回事、当作事业来干的人并不是很多。真正投入的是那些考上大学文科专业的青年,理科生也有。这些人是真正的文学青年,文学是他们的理想。整个80年代,大学文学社团是办得最红火的,一个文学社往往聚集了几百人,上千人;社会上也有办文学社的,但规模要小得多,有的只有几个人。 昆明的文学社团,几乎每个大学都有,综合、理工科、医学院,一般的中专学校,甚至中学里面,都有文学社。大学里面的文学社,比较著名的有云南大学的“银杏”、云南师大的“一多”、“奔流”、云南财贸学院的“足迹”、昆明医学院的“沙泉”、昆明师专的“红土地”、昆明工学院的“原野”、云南民族学院的“野草”等。银杏文学社和沙泉文学社今天还活着,其他的好像都死了,或是改了名称。一般都有自己的油印刊物,定期出版杂志或报纸。刊物出来以后,除了每个会员人手一本,还要向其他学校的文学社散发以便互相交流。当时,在昆明的许多大学里都可以找到来自于全国各地其他院校的地下刊物,在全国的几乎所有大学里也找得到云南的刊物。有一年,银杏文学社获得了“全国高校十大文学社”的光荣称号。当时,“银杏”的创办者之一于坚已经毕业离校,他分工分到了省文联。得到消息后,于坚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就跑回云大,把当时主持“银杏”的几个头目叫出来喝酒庆贺。其时,张稼文是“银杏”的主编,朱洪东是社长。和于坚一样,他们两人也都是银杏文学社的创始人。张稼文以喝酒闻名,朱洪东则以不修边幅名扬高校。据说,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醉了,于坚平时不大喝酒,也喝了许多。“银杏”进入“十大”,大家自然都是很高兴的。那时,文学青年都把文学社当成自己的家来建设爱护,在文学社,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朋友、同志甚至是情人,每个大学的文学社里都汇聚了那个时代的精英,说得夸张一点,文学社的精神,是可以部分地代表所在大学的精神的。 那个时候电脑还是神话,这些油印刊物,大多数都是手写在蜡纸上,或是请人用老式的打印机打印在蜡纸上再拿到油印机上复印出来。大凡在高等院校文学社当过小头目的人,社长、主编、文学小组长什么的,都有过油印文学刊物把两手弄得脏兮兮的经历。油印文学刊物的感觉,就像电影里面的地下党在油印传单一样,油印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狂热的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大多数篇幅都是诗。有些诗很难懂,像是用密码写就的,又像是扭曲的梦呓,除了作者,没有人懂得它的真实含义,欧美象征派、意象派、某某流、某某主义……所有这些派和流和主义那个时候已经在一些激进的先锋诗人的作品里找到了新家,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一堆历史垃圾,搞这些名堂的老外不是已经死了就是离死不远。20年以后,一个始终没有赶上80年代的文学老青年,在一次有老外参加的诗歌朗诵会上介绍自己的作品时说,他的诗歌里面有红主义绿主义黑主义白主义等等主义,一度使得在场的老外面面相觑,以为是耳朵们集体出了问题,而在场的中国听众则感到莫名其妙,尴尬得恨不得变成一个隐形人。 小说和散文被放在刊物的最后。很少有评论。那时候能够写一手拿得出手的评论文章的人几乎没有。诗是文学青年的首选,因为诗是青年的近亲。写一首诗等于是做了一个白日梦,也相当于一次手淫。小说是恋爱,那太花时间了。至于散文,那是轻飘飘的东西。评论难写,要见多识广,而且吃力不见得讨好。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是通过翻译作品而不是理论,当然现在理论也是作品。那时候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的翻译和出版都是受到限制的,在年,年,年,年,年没有人听说过罗兰·巴特。年以后流行的是尼采和萨特,但是跟文学的关系并不直接。 通常,每一期新刊物出来,都会引起小小的轰动。这些刊物都是花了劳动力的,有的还是文学青年几个人自己凑钱出版的,按说,在散发时应该收回一点印刷成本来。但是,没有,全都白送,送的人高兴得不得了,收到刊物的人也很高兴,拿在手上,油墨的香味还真是无法形容,那不是油墨的香味,是文学的香味,说是油墨的味道,俗了,以后不跟你玩。8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文学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那时候的文学青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耻于谈论金钱。他们是一些精神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在今天看来,他们看不起钱,实在是有点反唯物辩证法的。讽刺的是,当年那些见不得孔方兄的文学青年,他们中有的在以后成了虔诚的“孔门弟子”,当了老板。获得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尼说,一首诗抵挡不住一辆坦克。这句话如果放在今天来讲,可以改成:“一个诗人抵不过一个科长。”但是在80年代,一个诗人是抵得过一个百万富翁的。 长镜头3 在这支喧哗的队伍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面色苍白的理想主义者,倒不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而是,激情的火焰烧干了红的血,一个句子、一首诗就足以引起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市场经济的大潮还远在90年代,所以如果有人说到钱,就会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90年代,窦惟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但是在80年代,什么都不可耻,只有喜欢金钱的人才是可耻的。 在大学里,文学青年没有饭吃是经常的事。新的饭菜票要到每个月的月初才发。饭菜票有一半被用来换香烟和酒了。80年代的大学里还不兴用卡,饭菜票是彩色塑料的,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根据不同的票种分别用橡皮筋捆着,没有钱的时候,从里面抽出几张来,可以在大学附近一带的饭店、土杂店当货币使用。没有饭菜票,就到别的文学青年那里去混一顿。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到外校去。互相混。在大学里,文学青年之间互相混饭是一种时髦,如果你不混,你的饭菜票可以坚持到月底,那其他的文学青年就会觉得你有问题,你甚至是不配搞文学的。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应该具有这样的形象:面色苍白、口袋里一般不超过五块钱,月底只剩下饭票;经常处在激动之中;不拘小节,留长发;绝望、孤独,喜欢抽烟喝酒,一周至少要喝醉一次;在学校关大门以后回校,或者干脆夜不归宿。最后,还要尽可能地不去上课,把白天的时间全都花在图书馆里看刚刚翻译过来的现代派文学名著或是写作。 不过,到了86级,这个观念已经有所动摇。年以后,昆明各大学里的文学青年已经有了商品意识。他们把昆明啤酒厂的散装啤酒用三轮车从酒厂运来在学生食堂门口出售,五分或是一角一杯。当然,这个“五分”或是“一角”是菜票,不是人民币。他们赚的是出厂价和零售价之间的那个差价。后来他们还把玉溪生产的汽水也拉到校园里来卖了,这个时候的规模已经扩大,运输工具从三轮车改成了汽车,经营方式也从零售变成了批发,只是生意还没有做到学校的外面去。这几个文学青年,自从做起生意来以后,家里面就不用再给他们按月寄钱了,月底也不用再为菜票发愁。有几期的社办刊物,大部分还是他们出钱赞助的,因为有了他们的赞助,这几期的刊物就特别厚;文学社编委会,也并不因为他们出的钱多,就多采用他们的稿子,这种事情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文学当不了饭吃,可许多人还是要往文学这条路上挤。这种现象今天的大学生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严重的是,许多文学青年并不是把文学看作是什么风花雪月的事,他们是在真正地弄文学。年张贤亮发表了《绿化树》,晚些时候路遥写出了《人生》,然后是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和阿城的《棋王》,这些对文学青年都是一种激励。那时候,只要一篇小说就可以一夜间成名了,至于成名以后是不是就有饭吃,暂时还来不及考虑。即使是将来当作家要饿肚子,也是不在乎的,重要的是写出伟大的作品,以便自己的名字让更多的人记住。不过那时候在大学里写小说的人少,一般都是写诗。写诗只要有“感觉”就行,相对要简单得多,不花费时间,不需要特别的技巧,不必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爱情诗大概所有的文学青年都写过,因为人人都对爱情这种病充满了美丽的幻想。有一些人失恋了,写得就更多。 对于写诗的文学青年来说,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全国诗群大展”是一件大事。这次大展集中了全国各种流派的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全国竟然一下子冒出几十个诗歌流派,让昆明的文学青年傻了眼。之后开始提出了“第三代”,因为朦胧诗早已过时了。以彭国梁、刘扬为首的一小撮人当时在搞所谓的“黄昏主义”,于坚则联合全国各地的一些青年诗人创办了“他们”。四川的一伙人在搞“非非”和“整体主义”。当时,云大有“银杏文学社”,师大有“一多”和“奔流”文学社,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云南财院都有文学社。但在本校搞文学显然已经不够了,于是又有了跨校的文学社。在跨校的文学社中,“域外”集中了各大学的文学青年精英,影响比较大,遗憾的是,从“域外”出来的文学青年,毕业后不久就都不搞文学了。 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那时候云南是有一大批在全国都很有名气的文学青年的,但是在今天,除了于坚、海男、王坤红、张庆国、胡性能、雷平阳等少数一些人仍然在坚持写作并修成正果以外,其他的大多数人都写的很少或是纷纷改行干别的去了。许多80年代一说起来就响当当的校园诗人和小说家,如姚霏、彭国梁、刘扬、张慈、朱小羊、李勃、费嘉、何松、董光复等人,现在说起他们的名字,恐怕也只有在80年代当过文学青年的还依稀记得。这些人出国的出国,流浪的流浪,坐牢的坐牢,发财的发财,隐居的隐居,走得一个都不剩,只留下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背影在日后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乱窜。 长镜头4 80年代的文学青年是时代身上的跳蚤,大学和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听之任之,管理上虽说是一阵紧一阵松,但原则上还是任其自生自灭。管得紧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集会太频繁,对文学太狂热,尽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写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的东西;管得松是因为这些人一般都很单纯,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学这个严格说来子虚乌有的对象上。文学社不是什么秘密社团。当然文学社也有受到监视的时候,但结果却证明是一场虚惊。总的说来,80年代的环境是宽松的,大学里的文学社团小头目,如果干了一件出格的事情,顶多被叫到党办或是团办去接受一个小时的思想教育。 今天来评估80年代的文学青年,如果按照庸俗社会学的方法,可说是投入太多,产出太少。原因当然有很多。里尔克有一首在80年代的文学青年中非常流行的诗,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献给这一代文学青年的挽诗: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根本没有什么成熟,更别说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进入90年代以后,气候变了,全中国的文学青年几乎在一夜间消失。随后到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使神圣的所谓文学变得十分可笑,突然间,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光着身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无家可归。继续做一个文学青年显然是不可能了。在莎士比亚用文学搭建的命运舞台上,“活着,还是死去?”是回响在哈姆雷特心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在中国90年代初期的文学青年心中,这句台词则变成了:“是继续写诗,还是下海发财?” 文学不能变成午餐,一首诗也不可能变成一根油条。在80年代,文学青年的生活理想是把自己变成不吃不喝的苦行僧,他们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个信条。在以前,饿着肚子写诗是光荣的,现在则是可耻的,更主要的是,它是无法忍受的,特别是当手里只揣着5角钱而又不知道究竟是用它来吃一碗米线还是买一包香烟时就更是如此。对时代反应迟钝的诗人不是呆子就是傻子,在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后院的围墙纷纷被推倒的时代,一个坚定的文学青年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同道。在昆明,那些最狂热的文学青年成了最先富起来一批人之一,年,姚霏辞掉了大学教师的职位,改名为沧浪客写起了武侠小说。他本来可以在10年后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但他却选择了做一个靠写作致富的武侠小说作家。年前后,一个国家干部的月收入大概在元左右,出版社一次向沧浪客支付的稿费却已达到了五位数。许文昆是昆明工学院最狂热的文学青年,年他在一家大学的围墙下面开起了一个小吃店和一个电影放映厅,月收入大约在块左右。与此同时,昆明两家前高校文学社的小头目李桥和危辰在六库的街上开起了怒江州第一个装潢店,5年后,李桥成立了该州第一家生物开发有限公司,他的光辉事迹还盲打误撞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彭国梁则在80年代中期就加入了当时昆明最有名的宏达公司,他住处房门的后面那时候就已经悬挂着十几根领带(这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青年何松有一天发现的)。关于彭国梁,这个80年代最风流倜傥的诗人,据说后来去了东北,因为经济问题一度去了人人都害怕去的地方。总之一句话,年前后,在昆明高校里跳来跳去的那几个著名文学青年都不同程度地发了财,尽管在几年前他们还在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个要命的东西,把商人叫作世间最大的俗物。 在80年代昆明的那帮文学青年中,90年以后仍然坚持写作、不为汹汹来临的经济大革命所动的人是于坚、张庆国、王坤红、海男、胡性能等人,他们分别是云南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于坚比较幸运,差不多30岁了才进入云南大学,这使他避免了写出“在蓝色的厕所里放一个忧郁的屁”(云大老文学青年韩俊若干年后突然回忆起来的一行诗,作者不详)那样的臭诗。于坚的抒情诗里面散发的是大葱的气味,青菜萝卜的气味,柴米油盐和大街和云南高山大河的气味,这个老文学青年打过铁,知道灶台上的黑锅是怎么铸出来的。于坚在今天已俨然大诗人,在全国各地拥有数万名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他是年以后才出生的新一代文学青年的领袖,一个老文学青年领着成千上万的小文学青年,中国的文学有希望了,80年代昆明的文学青年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海男和王坤红分别是当年最著名的两个老文学青年之一,跟云大的老文学青年张慈一起被云南师大的革命同志们称为“三剑客”。张慈跟着一个60多岁的美国老头去了美国,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名小妇人,早就变成了美国人。据说文学青年也不想做了,有一年回来还骂当年在一起玩,现在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几个老文学青年傻B。海、王二人80年代疯狂地写诗,后来就不写了,她们写小说,算是著作等身。她们还在写诗的时候,校园诗人何松认为这两个人最直接的老师是美国的那个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再加半个塞克斯顿,但其实可能只是生活方式有那么一点意思,具体说到诗风,就比较复杂,比如海男的诗里除了普塞,还有一点艾略特、一点金斯堡、一点埃利蒂斯等等;王坤红的诗里有普拉斯的敏感和神经质,但却没有前者作品中的那种遭到压抑的喊叫,她诉说的语气与前几年刚翻译过来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更为接近。遗憾的是,这两个人不再写诗了,否则,成就当比小说更大。 80年代,王坤红和海男都没有上过大学。她们的诗在大学的文学青年中很有影响。对那个时代大学里的文学青年来说,王坤红比较神秘,因为她只跟社会上的文学青年和画家玩,轻易见不到;海男则比较传奇。年,海男和另外两个女人蔡晓龄、赵晓梅在永胜县创办了云南第一个地方文学社,并出版了好几期油印诗歌刊物,在全国的文学青年中已经很有影响。年,海男和当时在昆明师专上学的妹妹海惠两人徒步走黄河,这件事成为晚报新闻,一度在昆明的文学青年中造成轰动。在今天看来,徒步走黄河算不得一回事,但那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远方是一个诱惑,是所有诱惑中最大的一个。除了生活在翻译文学中,“生活在别处”总的来说一种集体无意识,没有比浪迹天涯更使人兴奋的事情了。其实这是全世界所有文学青年的一个通病,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托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20多岁时就非常不喜欢俄罗斯,两人不约而同地跑到了德国。他们两人后来在慕尼黑相遇,见过了,就坐下来像讨论哲学问题那样探讨“祖国”一词的含义,结果彼此发现,对方还是喜欢俄罗斯的,只是不愿意呆在俄罗斯而已;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文学青年都有过自我放逐欧洲的经历。至于垮掉的一代,更是狂奔在当时美国高速公路上的一群兔子,他们是搭乘大卡车的行家里手和常客。金斯堡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国和印度,年,他混进了首批美国访华作家代表团,并最终成功地使自己脱离了代表团,独自一个人在中国郑州当了大约两个周的流浪汉。后来,他听说昆明是一个真正属于远方的城市,就来到昆明呆了几天,据于坚后来讲,金斯堡就住在他家的隔壁,翠湖宾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此人后来的诗集里,有一首诗还是专门描写昆明秋天的后半夜的。 浪迹天涯,是文学青年的生活理想。即便循规蹈矩胆小者如卡夫卡,也每每幻想着跟自己的叔叔到西印度群岛去。在这方面,19世纪的天才诗人兰波是楷模。兰波24岁放弃写作,37岁死,中间的这个过程是在非洲度过的。他干上了军火商。走私武器可能是每个诗人都想干的事情。文学青年,尤其是诗人,最渴望刺激和冒险。 年7月,云南师大有两位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分配志愿书上写下了“西藏”两个字,但却没有被校方允许。这也是两个文学青年。后来,他们都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分别去了云南边境一带。几年后,他们又再次离开了他们当初去的地方,以后,他们中的一个走遍天下,去过外国,坐过牢,当过个体户,最后老老实实地回到昆明,从此再也不想离开。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青年都是一些集梦爱好者,正如文学体现的是人类的超现实理想一样,文学青年在生活中追逐的总是另外的东西。年前后,也许的突然意识到高蹈的文学话语的空虚,以于坚为首的一些80年代幸存下来的老文学青年开始提出写作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常识,企图把他们追逐了大半生的文学拉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天才诗人海子以前写远方,然后又写麦子,其实已经有这个兆头。当年,这个短命的诗人是这样写远方的:“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90年代的文学青年和8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的东西就是:80年代的文学青年从来不写身边的事,他们笔下的鸟、树木是必须长在欧洲的或美国的,他们歌唱玫瑰,但玫瑰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是很晚的,是近些年来的事情。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很少干这样的傻事,即便是跟风写了一阵麦子,终究还是觉得无趣,因为麦子跟别人有关系,跟自己却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到最后,他们自己去写自己的事情了,他们写一个飞起来的塑料袋,写污染的滇池、长江,写公路两边被砍掉头的桉树,写修路,缺水,停电,但就是不写玫瑰,写了也白写,因为你不可能写得出“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一朵玫瑰一朵玫瑰”那样的句子。如果是一个打扮得像只鸡的女诗人,她就写妖艳的她从民工面前走过时后者眼睛里的欲望和下半身的反应。这当然要真实得多了,尽管,在老派人士看来,这样写对诗歌来说很不体面的。 80年代的文学青年在现在看来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或许他们看今天的文学青年也是一样。当一个今天的文学中老年回过头去看80年代的自己时,那种感觉也应该是怪怪的。时代变了,有一些文学青年已经死掉,幸运的是,还有更多的文学青年活了下来,而且显然活得都不错,虽然不写了,但你一说起80年代,他们的眼睛还是会发光的。有一个今天已经成名的老文学青年,他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快乐过了,我对他说,那就想想80年代吧。这个人是雷平阳,当年,他是昭通那一批一度闹得很凶的文学青年的精神领袖,也是快乐过一把的。 长镜头5 当文学青年,发表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种感觉有点像第一次性经验,也就是说,自己身上的东西被用来与别人分享了。在此之前,文学青年写的几首歪诗只给自己和少数的几个人看,不认识的人,要发表后才见得到。发表的才算是处女作。 80年代的文学青年发表处女作一般是在黑板报上。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作品自己抄写在纸上,然后再贴在报栏上。这种方式一次可以发表好多人的东西。另一种是直接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 在报栏上发表东西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写得很糟,几天个把周也就不见了,没有人在事后重新拿出来羞辱你;如果你写得还不错,还过得去,你就有机会站在一边看读者的反应,这样就可以获得满足。实际上,把东西发表在报栏上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可以决定是否保留。你想销毁它,也可以做得干净彻底,不留下后患。发表在公开的刊物上,后来又自己觉得那个东西很丢人,就没有办法了。当然报栏也有它的局限,那就是传播范围太小,实际上看到的人可能就是身边的人。 有一年,昆明师院文学社专用的黑板报前突然站定了一个不起眼的老人。这个人穿着夹克衫,表面上看来,这个人吊儿郎当的,跟一个邋遢的退休老头差不多。后来文学社的人发现,这个老头不简单,原来40多年前他也是在这个地方上学的文学青年。惟一不同的是,他上的是西南联大,档次上就不是师院可以相比的了。最说不得的一点是,这个人后来被证明就是大名鼎鼎的汪曾祺。那一期的黑板报上贴的是女生作品专号,据一个当时在场的文学青年讲,老汪看着黑板报上的女生作品(全是爱情诗),点点头,又摇摇头,看完,一句话不说走了。 为这件事,师院的文学青年集体羞愧了好几天,以后文学社编委会在挑选东西发表时就非常严格了。 初级作品在报栏上发表,好一点的,就可以上社刊了。报栏上是手写,到了社刊上就变成了机器打印字,这是更高一个级别的发表。能够上社刊的作者一般也就几十个人,十分之九的文学社成员还需努力。有的文学青年,直到大学毕业了也没有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社刊上。在大学里当文学青年,也像向外投稿的一样,其实也是很残酷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上门找到姚霏,请姚霏为他刚刚写出来的一首十四行诗作出公正——在起步的文学青年眼里,姚霏就代表公正,因为他已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引起轰动的小说——的判决。结果是,这个人的诗遭到了无情打击,“公正”只看了一眼,就把那张写满诗句的墨迹未干的小纸片撕成两半扔在了地上。我们看到那个文学青年很沮丧,但是没有生气。文学是神圣的,即便是错误地潜伏在一个没有任何才华的青年的心里也是如此。 如果觉得自己的东西已经很牛B,可以让天下人都看到,这时候你就可以向外投稿了。那时候,能够让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是很不得了的;如果再进一步,能把省作协的黑皮本或是市作协的蓝皮本弄到手,就更加了不得了。80年代,在文学青年中最具影响的公开刊物是兰州的《飞天》。《飞天》开了一个栏目,叫“大学生诗苑”,用很大的篇幅发表大学生的诗歌。一个文学青年,只要他的名字在这个杂志上出现一次,就可以在本省的几个大学里成名了。如果出现两次以上,全国大学里的文学青年都知道你的名字。如果获得刊物的年度奖,在全国就算是有名的诗人了。云南大学的于坚到圭山走了一圈,回来后写的《圭山组诗》,在《飞天》上发表后获得了当年的大奖,于坚于是就成了全国有名的诗人,影响一下就溜出云南去了。不单单是云南,全国上千万文学青年都把征服《飞天》作为写作的目标。从年到年,云南在《飞天》上发表过诗的大学生诗人大概只有七八个,云大的于坚、张稼文,师大的何松、潘灵、乐林,是最早在上面发表东西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据说,《飞天》每天都要收到几千个文学青年的诗,而它却只是双月刊,可见在上面发表作品有多难。当年,师大的潘灵在《飞天》上发表了一首标题叫《佐罗》的不足20行的短诗,结果兴奋得像中了头彩一样,几天之内就拿着刊物见遍了所有在昆明的文学青年和认识的女生。对于大学里写诗的人来说,在《飞天》发表东西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师大85级中文系著名的老文学青年董光福,是奔流文学社的第三任社长,他前后寄给《飞天》的稿件估计在80多次,直到毕业离校前夕,才在上面露了一回脸。那时候寄一封信的邮资是8分钱,再加上买信封的钱,算起来,这位老兄应该花掉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奇怪的是,他每次都收到主编张书绅的退稿信,信写得相当认真,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就是不发表。那几年,作品质量如果低于平均水平,是没有退稿信的。可见董光福的诗离发表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只怪他的命不太好。相比较而言,住在同一个宿舍的乐林就要幸运得多,只寄十多次就发表了。云大的张稼文寄了几次,不知道。估计也不会少于十次。 除了《飞天》,对大学生最有吸引力的刊物是《诗歌报》和《滇池》。《滇池》在当时的全国影响也非常大,发行量达几十万,连朦胧诗派主将顾城,那个后来的杀人犯也经常给《滇池》寄稿子。《滇池》的诗歌编辑当时是米思及,米思及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诗人,事实上,他本身就是编辑兼诗人。不论是作为编辑还是诗人,米思及都有点保守,这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不过米思及很喜欢和文学青年打交道,对大学生的诗也很感兴趣,除了一些表现极端的诗被他退稿以外,只要达到质量要求,一般都能得到发表。有一天我和何松揣着稿子诚惶诚恐地到他家里去,他看了觉得诗写得不错,说作者很有才华,但还有待提高。何松已经发表了一些,我是第一次。我们的稿子都被留下了,当场就拍板要发。何松不怎么样,我很高兴。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东西。后来过了两个月,果然收到了一期《滇池》。我把刊物放在宿舍的床上,希望有同学看到。同学看到了,果然很羡慕。那几天,在《滇池》上发表东西这件事成了班上的话题。不过,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东西后引起的那种兴奋不久就平息了,发表的越多,就越是觉得平淡。大学快毕业时,《诗歌报》发表了我的两首长诗。这大约也是我最后写出来的两首诗,年后,诗歌在我心里永远地死去了,以后想起来,顶多给这个青春期的新坟烧烧纸,上上香,绝不会把诗歌当回事。 长镜头6 诗可以兴、可以比,可以怨,也可以为媒。在80年代的文学青年中,一首诗就可以引发一场爱情。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是可以上《都市时报》或《春城晚报》的新闻版的,在当时却非常普遍。云大外语系有一个女生,有一次在黑板报上看到一个中文系男生写的诗,从此就害上了相思病。在她加入银杏文学社之前,她连那个男生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所以决定加入文学社,也是因为那个男生。她最后当然如愿以偿。他们谈了三年的恋爱,终于在临近毕业时分手。 也有后来结了婚的。云师大84级中文系有一个才子,叫子空的,诗写得很漂亮。他喜欢上了一个也是外语系的女生,就写了一首诗赞美她的两条长辫子(这两条辫子很长,是当时昆明高校女生中最长的,后来在新建设电影院看电影时被坐在后排的人用剪刀剪走)。她看过后,很高兴,从此两个人就开始约会了,好了。有一段时间,这两个人连上食堂打饭都是一起,哪一个先到,必然要站在食堂门口等另一个人。饭也不分开打,而是装在一个饭缸里,亲密的时候还互相喂。在当时谈恋爱的人中,他们是师大校园里最胆大妄为的一对,坐在民主草坪上互相喂完了饭,他们甚至可以在大白天当众亲嘴,引来很多人诧异的目光。后来,毕业了,一个去了怒江,一个去了思茅,但还是结了婚。两年后,怒江的一个调了去思茅,终于在一起了。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几年后,市场经济开始了,男的不为所动,继续写诗。于是两人都穷。这时候,当年的情人早已变成亲人,亲人又慢慢地演变成了仇人。有一个星期天,两人终于反目,女的提出离婚。男的说,离就离,哪个怕哪个。于是两人就去民政局。去了,没有离成,原因是那天人家没有上班。当然,这两个人后来还是各奔东西了。女的,不久后就嫁给了一个老板,听说过了一年不到又离了,理由是她无法忍受新丈夫身上的气味。又听说,这个女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嫁,几年前,她调到省城昆明,在政府部门当了一名翻译。至于诗人自己,有一天他再次遇上了一个喜欢他的诗的女孩。三个月后他们结婚。这是年。 在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一个文学青年,只要不是很笨,是可以凭一首诗赢得一个漂亮女生的欢心的。90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一个女孩子喜欢并嫁给一个诗人,那么这个女孩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神经病。我知道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老文学女青年,她在80年代是有名的才女,写过很多朦胧诗。90年代的一天,另一个老文学青年见到她,问:你还在写诗吗?没想到才女勃然大怒,她恶狠狠地回道:你全家才写诗!像这样的话,一般人当然是说不出口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的荣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大多数人、尤其是新时代的小市民眼里,写诗是不可思议的,诗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那几年的文青,男女之间有故事,同性互相也有。现在一说起大串联,总把它记在红卫兵的账上。80年代,各省、各学校的文学青年,也是串联的。开始的时候是书信往来,慢慢的就买一张车票老远的来见了,见了,就抽烟,喝酒,长谈,“在林荫道上来回”。最重要的是要把各自的东西拿出来看。北京的文学青年老木,是跟后来全国最著名的文学青年海子在一起玩的,年就跑到昆明来找费嘉,费嘉又领他去师大找姚霏,一个串联一个,最后联起了一大串。老木80年代将尽时去了海外,后来又去了澳大利亚,又去了法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算华侨了。还有一人,好像北大的,叫谷文通,有一个假期也老远地来昆明找于坚。结果,两人的诗学观点大异其趣,先是吵,说不上五句话,就打起来了。打过以后,姓谷的文学青年不敢呆在昆明,连夜买一张火车票回去了。那几天,听说于坚怀里揣着刀到处寻人,知道的人对他说,回去了,他还不信,以为是骗他的。又寻了几天,终于还是把刀放回了鞘。 老于坚的这件事,有好几个版本,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当事人伍凌伟在好多年前就因为喝酒过度,死了。以前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总觉得它不是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事情,而是那个阿根廷人杜撰的。 80年代晚些时候,于坚已经相当有名,那些不远千里从外省跑到昆明来搞大串联的人,多半找的都是于坚。老于坚有一首诗,写的就是丁当从西安来昆明拜访于坚。于坚写:“朋友/如果你一脚踢开我的门/大吼一声,说/我是某某/我也只好说/我是于坚。”可见,当年的文学青年见面,是相当有英雄气概的。80年代的文学青年,又重演了一回水浒英雄们干过的事。 80年代的交通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也没有网络,异地文学青年之间的交往,主要靠的还是书信。给不认识的人写信,就像给刊物投稿一样频繁。其实虽然没有见过面,早已神交上了,彼此的东西已经在油印或公开出版物上读过。写信,在信里顺便夹带一两首新近写的诗,这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最能够说明当时文青们的狂热的一件事是,有时候你收到某个人的信,那信写着写着忽然就变成不分行的诗了。信一般都不会很短,一口气将一本稿纸写完塞进一个大信封里寄给对方这样的事都有。8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书写是有癖好的。墙壁、烟壳、手掌、肚皮、书包、床单、蚊帐、白衬衣的袖口、甚至是乳罩、内裤,都有可能成为书写的工具。写信是书写行为里面的最自由的,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有很多在文学青年之间往来的书信,本身就是创作。我常常想,假若把80年代文青们互相往来的书信收集起来出一套书,很有可能会是80年代最好的文学作品。最本色的语言,最具想象力的句子,密度最高的情感,最流畅的文风,最有个性的思想……这些都可以在他们的书信中发现。 也许是因为年龄、环境、文化氛围、知识结构都太一致了,80年代的文学青年在交往上有点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他们是一些具有文学理想的同志,所以,即便是不认识,从来没有听到过对方的名字,也没有见过对方写的东西,见着了,只要说是搞文学的,写诗的,写小说的,就算是朋友了。当然,彼此后来处得怎么样,是不是继续交往,那要看在写作上有没有共同的追求。如果文学观念大体一致,就可以结成一个派了。年前后,写诗的文学青年在全国大概搞了不下个流派。有些是本地的,规模要小一点;如果是垮省的,规模就大了,影响也大,这个派里面必然有几位是全国都有名的。有一些文学青年,本来原来是一个流派的,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分道扬镳,“非非”,“他们”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两个诗歌流派在80年代是影响最大的,里面有许多天才诗人,各自的文学追求也不一样。80年代,彼此很少或几乎不往来,像敌人一样,只是偷偷地欣赏对方。但是到了90年代,就重新组合了,这个时候,文学不再是集体的事业,而是变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在经过了漫长的青春期的摸索和成长之后,大家都已经变成了文学中年,在写作和心理上对他人的需要就不是那么迫切了。所以,最近这几年的网上,诗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吵架,早年间的同志变成了敌人,重新站队,变成了一件原则性的大事情。老文学青年在寻找年轻的一代以壮声威,小文学青年也同时在寻找自己精神血缘上的大哥。经过年到年三年的混战,诗坛业已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民间”二分天下的江湖,而在两个阵营内部,又有无数的江湖。不过,总的说来,除了不多的几个,80年代的老文学青年已经差不多玩完了,就像巴西电影《无主之城》里面的那些小半截一样,9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文学青年,说不定哪一天就真的不跟大哥们在一起玩了,在经过漫长的书写狂欢和文学迷宫之后,他们从怀里掏出手枪,一边喊着要摆脱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一边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精神上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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