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30日,由本报组织的“全国晚报总编辑暨西路军后代‘回望西征路’”大型采访团来到了张掖,在梨园口纪念碑前,83岁高龄的国防大学教授朱玉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心中的悲伤放声大哭:“面对你们,我太心疼!太心疼了!”作为追寻西路军历史三十多年的朱玉,置身此地,“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绝”的悲壮涌上他的心头:就在临泽这个地方苦战70多天,经历大小战斗40余场次,其中牺牲百人以上战斗十多次,消灭敌人1万多人,在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陈海松、熊厚发、郑义斋、曾日三、吴永康、李屏仁、杨焕章等优秀将领及多名年轻的红军战士把鲜血和生命奉献在了这里。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年仅24岁。
01他第一个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西路军多人在河西谱写了中国军事史甚至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惨烈、最英勇、最悲壮的历史。然而,之后,西路军又被打上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真相被模糊,历史被尘封近半个世纪。直到年,当时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现国防大学)任教的朱玉被调到了徐向前元帅传记编写组工作。“写徐帅就绕不开西路军,可我每次问到有关西路军的问题,徐帅显得沉重,也不说话。后来被我问急了,他说有电文可以查。我这才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西路军电报,几百份鲜为人知的电报反映出来的事实与几十年来党史界的说法不一,历史是被歪曲了的。”朱玉说。
“那是冬天,朱玉穿着部队发的棉帽、棉衣、棉裤、棉鞋,‘全副武装’在寒冬阴冷的档案馆里一呆就是三个月。他一边查,一边流泪,回到家也不说话,情绪非常低落。”他的夫人徐秀珠回忆。朱玉将自己的工作绝非局限于文字的收集、整理,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翻捡这些电文。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潜入这段历史,触摸那些没有飘散的灵魂,将电文一一按时间顺序排列了起来,他发现西路军全过程每一步都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令进行的,不是张国焘指挥的,这就是西路军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与党史界、军史界长期以来有关西路军的定论完全相反。
当时要将真相说出去是有压力的,“但西路军两万多人啊!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其惊心动魄、惨烈悲壮的程度,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死后还要背‘黑锅’,幸存者还要受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我还顾及自己的安危和前途,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烈士。”朱玉坦白道。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大勇于年12月2日,以“竹郁”笔名写下了《“西路军”疑》,从此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02“不虚美、不隐恶”让真相大白
《“西路军”疑》这篇只有多字的文章,石破天惊,震动了党史界、学术界,“西路军”问题立刻刮起了一阵旋风,为“张国焘路线翻案”等大帽子劈头盖脑地向他压来。但朱玉以不“曲学阿世”的耿耿风骨接着又发表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和《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两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都仅限于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但它还是引起不少争议。朱玉的一位同事回忆,“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
徐秀珠说:“小人物批批也就罢了,后来有些大人物、大权威相继批评,有人还发表文章‘围攻’他。他写的文章不断被没收,或不让发表,甚至被点名批评,报功不批准,晋职被拖延,似乎他犯了大错。他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压抑。”朱玉以一个学者的严谨和作为军人的正直,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作违心之语,不写奉上之词,“我感佩他的勇气,他与西路军在精神方面有意气相投之处。”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当时,我陪李先念主席刚从上海回来,看到邓小平在朱玉文章上的批示后,李先念主席就派我去查找有关资料。我当时和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的王主任一起去档案馆查,我们一共去了31次,查阅了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程振声回忆,“当我拿出年10月5日的那份电文给李先念主席看时,他还感慨地说,这份电文他看到过,是中央指示西渡黄河,要‘依四方面军造船为断’。看到如此紧迫的任务,饭都没有顾上吃,就去大芦子组织造船的事去了。”
03朱玉的“小文章”引出李先念的“大文章”
后来,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在组织人员查阅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于年2月2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选出五十多封当年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的电报,作为附件。这个《说明》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年9月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
徐向前元帅的秘书李而炳回忆:“先念同志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并指出过去一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正过来。并主张不公开争论,将这个《说明》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为以后研究西路军提供真实的史料。”李而炳还清楚地记得:“陈云2月8日看了这个《说明》后批示:‘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说起这段历史,朱玉说,其实在此过程中,陈云对西路军的问题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年11月和年2月,陈云先后两次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西征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同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程振声说:“‘全件’是指当时还选送了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阅同意了这个《说明》。”
“小平同志批示并经中央常委同意的这个文件,对西路军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是对西路军问题的拨乱反正,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原四方面军老同志和广大党史工作者的一致拥护。”李而炳说。而程振声还记得,当他把李先念写的《说明》送给徐向前元帅看时,平时并不多言的徐帅显得非常高兴,“他还和我照了相,说他赞同这个《说明》”。年6月2日,李先念、徐向前接见参加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领导小组会议的同志,李先念对朱玉说:“有了你的那篇小文章,才有我那篇大文章。”过了几天,徐向前见到李先念时说,这个《说明》出去后,他感到很安慰。
李而炳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说:“年8月14日上午,徐向前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同志的要求,会见了党史研究室的五位同志,谈了西路军的过程和对西路军问题的看法,认为西路军的全部过程都是在中央的指示下进行的。并对过去一些不正确的说法予以纠正。”至此,西路军彻底甩掉背了几十年的“黑锅”。在将近半个世纪里,那些散落在河西走廊而被诬为“叛徒”、“张国焘的走狗”的西路军幸存者,也都逐渐恢复了老红军的身份,得到了相应的待遇。
此后,公开出版的一些书刊,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毛泽东传》、《陈云年谱》、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徐向前、李先念逝世时,中共中央的讣告及生平介绍等,都明确地对西路军进行了新的表述和评价。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年6月23日,胡锦涛在纪念李先念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都高度地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作用。
尽管如此,有关西路军的问题仍有争论,但朱玉从来都不回应,也不争辩。他说:“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西路军问题的解决公开宣传的很少,好多人还不知道,有些人脑海里还是老调调。唐僧、孙悟空等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我们为西路军正名,也许磨难会更多些,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就是要为西路军正名,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
年,当他得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红光村是被俘西路军战士亲手修建的。他不顾年老体弱千里迢迢,连续三年来到红光村,考证研究西路军留在这里的“密码”。他看到当年战士们巧妙地将五星、镰刀、斧头、“工”字、“十”字等革命符号隐藏在砖花的瓣纹里并嵌在大殿的屋脊之上。他心绪难平:“看,他们虽然被俘了,但他们没有叛变,他们革命的信念没有丢,这也是在与敌人进行机智顽强的斗争,这些符号就是最有力的见证,这也再次证明了西路军将士对革命的忠贞不渝!”
年8月26日,朱玉携夫人徐秀珠一起来兰州参加“全国晚报总编辑暨西路军后代‘回望西征路’”大型采访活动,循化、张掖、兰州,整整8天,行程多公里,他们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全程坚持走完。虽然在梨园口朱玉难抑心中之悲痛,掩面痛哭。但他看到沿途地方政府为西路军建起的一个个恢宏的纪念馆和一座座高耸的纪念碑时,心里感到无比宽慰:“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将西路军英勇奋斗的精神代代相传。”
老子说“慈故能勇”。朱玉身上所表现出的大勇之气,似乎是更深刻的“天条”,他守护的是正义、是良知、是责任、是高贵。所以这么多年,他付出,他承受,他压抑,这更是“人道”的光辉。历史的精义就是求真,他从不违心附和,无论怎么艰难,都坚持正直为人的原则,他秉持了中国史家不虚美、不隐恶之求实原则,也为我们树立了正直不阿的学者之典范。
来源:兰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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