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甘肃民国日报》
抗战爆发后，东部记者报人内迁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与潮流。大批东部新闻从业者的迁入，给地处西部内陆原本较为落后的西南与西北地区新闻事业带来了新的血液，对这些地区新闻事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目前为止新闻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较少见。本文特以后来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的沈宗琳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其抗战时期在《甘肃民国日报》的办报活动及其贡献的研究，透视抗战时期内迁报人在迁入地的办报活动及其对当地新闻业的影响。
樊亚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小杰，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报人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史上曾经出现的重要现象和潮流。抗战爆发后，东中部地区国土大片沦陷，这些地区新闻业遭受了极大摧残，大量报馆与报人纷纷选择内迁至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与西北。虽然这种内迁是被动的，在新闻业发展中似乎带有偶然性，然而，任何历史现象与潮流，无论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偶然还是必然，其一经出现，就必然是有意义的，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果效与价值。东中部报人的大量内迁正是如此。这种内迁一方面大大充实了西部省区原有的记者报人队伍，另一方面给西部省区原本较为落后的新闻业带来了新的办报理念与技术，从而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这些地区新闻业的进步。
然而，对报人内迁现象及其对迁入地新闻业的贡献与影响，现有新闻史研究触及较少。虽然研究抗战时期整体迁移至大后方的许多东部知名报馆诸如《大公报》、《新民报》等的现有成果涉及其迁入大后方后的办报情况及报人活动，但这类研究很少有从报人内迁视角进行研究者。同时，报人内迁既包括报馆整体迁移带来的内迁，也包括东部报人作为个体内迁至大后方，加入到大后方已有新闻业中之情况。前一种内迁对大后方新闻业虽有示范与促进作用，但因其并未加入当地报纸办报活动，故其影响并不是很大。后一种内迁中，报人作为个体完全嵌入当地原有报刊，成为其一员，故对当地新闻业的影响较为突出。
基于此，笔者特选择对此类报人内迁做一些初步的探索性工作。几年前方汉奇教授在谈到对新闻史研究的期待时曾殷切期望新闻史研究能“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本文即选择抗战时期从上海内迁至兰州、在《甘肃民国日报》从事办报工作数年、为甘肃当时新闻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沈宗琳作为个案，希望通过对他在《甘肃民国日报》办报活动的个案研究，管窥抗战时期内迁报人办报活动及其对迁入地报业影响之一斑，也希望借此弥补学界对沈宗琳这一后来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的重要人物的研究不足；另外，鉴于地方新闻史研究近年一直为方汉奇等新闻史前辈所倡导，因此，笔者也希望借此文能为弥补甘肃新闻史研究的不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沈宗琳其人
沈宗琳年出生于江苏江阴，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政治系。年当他尚为中国公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时，就进入时任上海教育局长的潘公展创办的上海《晨报》，负责编辑其国际新闻版。年，上海《晨报》因发表揭露孔祥熙公债投机的星期评论，被蒋介石面谕“永远停刊”，沈宗琳被迫离开。
抗战爆发后，东部大片国土相继沦丧，这些地区的许多报人纷纷内迁。在这一背景与情势下，沈宗琳于年到达兰州，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机关报《甘肃民国日报》重新开始其新闻工作，并一度出任发行人。
虽然年开始沈宗琳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兰州分社采编组长，但仍同时兼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甚至在年初被调往中央社迪化分社及同年底调往中央社总社后，仍经常为《甘肃民国日报》撰述文章，报道新疆和陪都重庆之情况。可以说，抗战时期沈氏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甘肃民国日报》有关。
抗战结束后，沈氏随国民党中央社回迁南京，年经广州迁往台湾，其后一直供职中央社，先后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总编，是国民党中央社历史上第三任总编。由于其擢升总编时年仅40岁，因此是中央社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编辑。同时，因其任总编时间长达20年，因此也是中央社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
年，沈氏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增额监察委员，同时开始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任教，并经常为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民族晚报》等撰写社论。年，沈卸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职务。沈在台湾拥有很高知名度，曾入选台湾中外文化名人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华文化名人录》。年在台湾病逝。
二、加强国际时事报道，促进甘肃民众视野更新
抗战时期，作为内迁报人，沈宗琳在《甘肃民国日报》所做的不同于当时甘肃本地办报者的最重要活动在于，对国际时事报道的重视与加强。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部大片国土沦陷，国家重心被迫西移，西南、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性日显。在这一过程中，地处西北政治、军事、交通中心的兰州，战略地位迅速提升。然而，战略地位的提升并未改变甘肃民众“僻处一隅，恍如置身世外”的状态。为改善这种对国际国内大势缺乏了解的状态，也是基于抗战动员之需要，初来兰州的沈宗琳即开始利用其在上海《晨报》主编国际新闻之经验，大力加强《甘肃民国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
为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报道，沈宗琳先后在《甘肃民国日报》创办《国际一周》和《国际双周》专栏。利用这两个专栏，沈氏一方面系统梳理此前一周的主要国际事件，另一方面深入分析这些热点事件的背景与影响。为方便读者了解事件总体情况，专栏正文前均设有类似于导语性质的文字，以寥寥数语概括出事件的基本面貌。
如年2月10日《国际一周》专栏中，正文解读了“西战将入最后阶段”和“倭急欲了渔业纠纷”这两个过去一周的热点。在正文前，沈氏用“西班牙战事，因英法的对意妥协，西共和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在佛朗哥胜利形势下，不久将告结束”和“倭方对苏采取恫吓姿态，企图解决渔业纠纷问题”这样两段文字对事态经过进行了概述。
年5月7日《国际一周》专栏中，正文前类似导语的部分对“英内阁决议实施征兵制度，以实力支持反侵略集团”和“希特勒四月二十八日演说，宣告废弃英德海军协定及德波协定”这两个国际热点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上正文对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进一步的详细梳理。
由于抗战前甘肃报纸对国际问题报道很少，许多国际政治、外交名词对甘肃读者来说很是陌生，这种情况极大影响着沈氏着力进行的国际时事报道的效果。为改变这种情况，沈氏专门开辟了《国际政治名词浅释》专栏，分期介绍相关名词，如美国的中立法、日本国家总动员法、阿尔巴尼亚、但泽自由市、波兰走廊、极权国家集团等，以开阔读者视野。
选译外文报刊文章是沈宗琳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时事报道的举措之一。他广泛搜罗《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亚美杂志》等外文报刊，精心选译其中刊载的值得我国公众阅读的国际时事文章，如《日寇独霸东亚野心之一斑》、《美国与中日战争》、《国际局势在转变中》、《美国与新中国》等。在他的影响下，刊载译稿成为兰州报纸的一时之风气。值得注意的是，沈氏选译之文章大都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且大多侧重于分析中国在抗战中的优势和强调日本之劣势，其动员抗战、鼓舞民众之意向十分明显。
除开辟专栏、选译外文之外，撰写社论与星期论文，论述国际局势，是沈氏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时事宣传的又一措施。其撰写的论述国际局势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富有远见。如在英日两国就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展开谈判时，沈曾撰写《日本封锁津租界绝非地方问题》一文，对英日两国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冲突表示怀疑，认为“英倭间的冲突不以天津事件始，也决不会以天津事件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英国在亚洲的诸多殖民地充分证明了沈氏此文的深刻与远见。
需要指出的是，沈氏对国际时事的报道与评论并非单纯介绍国际问题，其所有国际报道与评论的目的均是为了给我国提供资鉴。这一点在沈氏社论《西战结束感言》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此文中，沈氏认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失败，非战之罪，实乃坐误于西方列强；英法在西战中态度之转变，证明一切外交政策均以本国利害为转移。沈氏就此指出，我国应该以此为鉴，“本‘自力更生’国策，估自动自发优势，活泼运用外交政策”，以求抗战最终胜利。基于此，他说，“丢却‘自力更生’国策而啻谈路线外交之说者”可以休矣。
三、以副刊为平台，繁荣文化，活跃思想，启迪民众
抗战初期，兰州文化界十分萧条。外来文化产品因交通困难“差不多已断绝”，本地文化食粮又极为匮乏，文艺作品数量有限，学术作品更是稀缺。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文化发展，又不利于活跃和鼓舞民众，实现抗战动员。基于此，作为从文化较为繁荣的东部地区内迁而来的报人，沈宗琳主动承担起了依托报纸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与责任。
沈氏利用报纸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措施不少，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创办和主编多种副刊，利用这些副刊刊载抗战文艺作品，刊发讨论甘肃实际问题的学术文章，发表揭露时弊和普及知识的杂文或小品文，举办征文运动，鼓励诗歌创作。这些副刊中最主要的有《生路》、《周末点滴》、《每周文摘》、《集纳双周》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生路》副刊。
《生路》副刊是综合性副刊，既刊载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如《铁与火的斗争》、《忆大别山》等，又发表具有学术切磋但旨在解决甘肃实际问题的的文章，如《农业推广声中谈甘肃推广事业》、《畜产合作西北之重要性及途径》等。不尚空谈、注重实际是这些学术文章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
其他副刊栏目的特点也很鲜明，如《周末点滴》题材五花八门，形式简约短小，语言隐晦生动；《白桦集》揭露社会现象，言语中常带锋芒；《每周文摘》则分期介绍国内外书籍、杂志，旨在启迪民众视野，传递最新知识。
利用副刊举办征文活动，是沈氏繁荣文化、动员和鼓舞民众的重要举措，如《西北的一日》、《我与生路》、《我与学校生活》等征文。其中，《西北的一日》是仿照邹韬奋年《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而发起的。利用这些征文活动，或启发民众白殿疯郑州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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