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才让的“地方性叙事”——甘肃藏族小说作家个案观察一
白晓霞
从小说的情况去看，甘肃7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地方性叙事”渐趋成熟。长期生活在甘南但努力将文化目光望向全国的藏族作家扎西才的创作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坚守着“地方性叙事”的文学理想，并以某种文化自觉将这种叙事称之为“杨庄系列”。
从文字功底、创作理念、阅历积累、发表作品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来看，应该说，甘肃7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大多进入了相对成熟的时期，他们对自己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等问题有了较为准确的定位。从小说的情况去看，甘肃7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地方性叙事”渐趋成熟，“地方性书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书写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以地方经验来反抗单一化的民族国家叙事。这种叙事的维系有赖于相对完整的乡土经验,但随着中国越来越卷入一种全球化语境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性书写日益失去其存在的现实依托。”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地方性叙事却仍然有着较好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因此，民族作家的地方性叙事仍在续写精彩。长期生活在甘南但努力将文化目光望向全国的藏族作家扎西才的创作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他坚守着“地方性叙事”的文学理想，并以某种文化自觉将这种叙事称之为“杨庄系列”。
扎西才让是风格已经相对成熟的藏族诗人，他的诗歌质优量大，在全国少数民族诗坛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本面貌，而且他也一直在坚持文学评论的写作，这使得他既有创作实践，也有理论储备。还有一点，由于有过几次变动工作单位的经历，使得他有熟悉基层社会的自觉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意，这样的实践储备让他的写作又时刻在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清醒，相较于一些作家执着于“自然可爱，人事丑陋”观念而回避现实的创作倾向，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是很可贵的。以上因素都将对扎西才让的小说创作带来积极的影响。
扎西才让以“杨庄”为核心的“地方性叙事”大致形成了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一个返乡的知识分子对故乡文化的既理性又矛盾的真情表达。在扎西才让的小说中，我们常常发现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既一方面肯定着故乡文化自足封闭带来的人性淳朴，另一方面又担心着故乡文化不能与时俱进产生的后果。这样的矛盾以“我”和大多数故乡人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角色的不同认知为切入点得到了较好的表达，就“我”而言，对“杨庄”的知识分子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执着认可“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又真心忧虑工业社会中“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尴尬问题。在小说《那个叫观音代的诗人》中，作家这样写道“观音代是杨庄唯一一个诗人，但庄里人不知道诗人究竟是拿来干啥用的。”在《阴山残雪》中，又这样说：“杨旺秀是杨庄近年来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听说，他的那个学校在一个大城市里，离我们杨庄很远很远。或许正是这种远，就让我们都觉得那个城市挺神秘的，那个学校，在我们心里，就是人间的天堂了。”“杨才让傻兮兮地问：‘啥是文化？’”“杨旺秀拍了下杨才让的脑袋：‘就是让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些都表达了作家对知识的崇敬和景仰，但是，观音代这个既是村子里唯一的读书人，也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的大人物，后来却离婚，落魄，陷入了“七首短歌无人听”的尴尬，这让同为“丝人”（故乡人将“诗人”误读为“丝人”）的“我”内心无比苍凉，不知所措，然而，在“返程的客车上，我打开了观音代的作品《补漏集》。看了前言，发现了这样几句话：“人生中有很多不如意。这些不如意，就像幸福生活中的种种漏洞，需要用文字来填补。只有这样，有缺憾的人生，才会有别样的意义。”这段话又让“我”临时振奋。扎西才让的小说中，就大多数普通的故乡人（他们常常是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很不一样的一个阶层）而言，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是模糊的，觉得这一带不来实际吃喝作用但本人又很重视的身份有时有点滑稽，因此便有了一些轻视的意味，所以作家有时会用看似较为轻俏的笔触去对百无一用的书生进行善意的嘲讽，这其实是一种因为深深的痛惜和爱而产生的“含泪的微笑”，真情所至，那份被轻言笑语遮掩着的悲伤便也显得厚重而深刻。
其次是一个文化混血的民族作家对藏汉文化切片的既理性又敏锐的客观分析。客观地讲，扎西才让是见多识广的作家，既与中国当代的诗坛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又与民族地区的诗人有着较好的文化唱和，这使得他有多元的文化修养和多地的空间感受，从而成长为了一个视野开阔、触角灵敏的一个文化混血者。在这样的眼光中，“杨庄”便成为一个观察藏汉文化的有效切片，文化的问题不再单纯，有些边界不再清晰，有些元素不再单一。作家戴着一副既理性又敏锐的文化眼镜，对藏族地方性文化知其长、识其短，信其优、虑其劣，对与之发生密切联系的汉文化的长短优劣也有着精深到位的观察，于是，一种多元混杂的文化感便较为得体地出现在了小说中。《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就是这样一个有意味的文本个案，藏族女人杨白玛的风流韵事因为和“来自桑多镇的汉族男人”这个符号化的形象发生联系而变得意味深长，神秘的汉族男人来了又走了，就像那个传说中很可怕现实中很诱惑的桑多镇，这个镇子充满了魔性，必须走近它才能有物质的发展，但又担心走近它会有灵魂的丢失，这正是作家患得患失的一种精神现状：“说是外地，其实就是距离杨庄大约五十公里的桑多镇。桑多镇在杨庄小孩的眼里，是神秘的镇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那里有平平展展的大街，大街上开满了密密麻麻的商店，专门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高高大大的房子里，住着漂漂亮亮的女人，个个都像狐狸精变的。围在漂亮女人身边的，是些花里胡哨的男人，干着昏昏暗暗的事情。人一走进去，就不容易出来。不是人消失了，是陷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即便是这样，大人们还是喜欢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车，口袋里装满花花绿绿的票子，去那个能吸食人的灵魂的镇子。其实那镇子，不仅是大人们想去的地方，我们一帮孩子，也渴望有灵魂让什么东西给吸走的经历呢！怕啥呢？看看大人们的样子就知道：灵魂被吸走了，过几天它会自己找回来的！可是，大人们总是警告我们：那个小镇，小孩子是不能去的，容易学坏。结果呢？每逢大营小集，我们谁也不能去，只大人们呼朋唤友，发动怪模怪样的铁家伙，扬起一路尘土，去了又来，来了又去。”野性漂亮的杨白玛在桑多镇结识了汉族男人，并以她的魅力让汉族男人离了婚之后娶了她。作者用一个插足的庸俗故事和一个异族恋爱的真情故事做了一个壳，表达着他在物质和灵魂的得失之间的深度徘徊。结尾处，作家让汉族男人对一群孩子的追问作了这样的回答：“我不想离开那头奶牛，也不想离开你们这些坏坏的黑小子！”小说把很多的问答放置于孩童的身上，也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孩童的身上，似乎表达了作者想把它写成一个从碰撞到融合再到发展的文化故事的苦心，但人物的性格还不够饱满，起承转合处还有一些斧斫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扎西才让小说中最出彩的地方是对藏族诗歌或歌谣的合理到位的嵌入，这显然与作者扎实的诗歌功底和良好的诗歌直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些诗歌，有的是成句，有的是化用，但都用得恰到好处，有的凸显了主要人物的主流性格，有的补白了次要人物的主要作用，有的调整了小说的整体节奏，有的烘托了小说的局部氛围，可谓句句光芒四射，无一闲笔，《那个叫观音代的诗人》这篇小说就是一个“以诗歌结构全篇”的典型之作。
来源：藏人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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