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10月到年4月，我这个自由撰稿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走出书房，为人打工，任务就是写书编书。我曾为市总工会财贸分会和女工委员会编写过两本书，但严格地说那是两本小册子，主要是为其属下的企业和个人树碑立传的，现在我手头都找不到原书了。而真正可称为大书的是三部纪实（报告）文学：《中国行动》、《长安飞虹》、《血沃高原》。
先说《中国行动》——
所谓“”就是指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年华诞。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国庆庆典。庆典上最威武雄壮的当属阅兵式了。有数据表明：此次受检阅的武器装备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陕西军工企业设计制造或参与制造的。于是总装备部就给陕西国防科工委（简称“国防工办”）下令，着手编一部褒奖陕西军工企业的报告文学集。
这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时任国防工办副主任的白阿莹身上，因为他那时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官员作家了。
前文我提到过，阿莹的处女作是经我手编发的，虽然多年很少谋面，但当了官的阿莹并没有忘了我这个落了难的老友。于是我便被请去，既当撰稿人，也当特约编辑，帮助他们完成这本书的撰写和编辑工作。和我同时担任这个任务的还有庞一川。
白阿莹约了十几名有一定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参与撰稿。有些本身就有写作力量的大企业也在动用自身的力量在撰写。
我这个人生活中很懒散，咋都能凑合；对文字却很挑剔，咋都不肯凑合。
白阿莹作为领导，他不敢凑合；作为作家，他也不愿凑合。
于是很多稿子都被判了“死刑”——不能用，或“死缓”——改改再看。
阿莹有点挠头。因为他知道，“改改再看”这事不那么简单，一件作品要让原作者自己动手改出“一片新天地”很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同就等于原动力的不同，前者是用无形的意识，后者是用有形的气力。有形的好动，无形的难改。
阿莹请我喝酒，席间对我说：“看来得多劳你老先生了！”
我笑着与阿莹碰杯，说：“你放心吧，没事……”
在我自认为能干的事情上，我就是“爱逞能”，不会谦虚。
于是我开始“周游列国”了。
先是到位于宝鸡虢镇的渭阳厂；
然后再到位于兴平的秦岭公司；
然后是位于长安区航天大道的××研究所（××是因为需要保密）。
然后便是在西安东郊的军工城、西郊的远东公司。
都是单位车接车送。
都是今天接去明天送回。也就是说，那稿子全是我白天采访，晚上写好，天明我就收兵回营了。
我的采访形式让所有观者都感到惊奇——
我对被采访者们说：“大家随便说吧。我就像个厨师，你们有萝卜拿萝卜，有茄子拿茄子。至于咋样配菜，咋样烹炒，那是我的事。”
这番开场白一下子就消除了被采访者的拘谨。在他们七嘴八舌的谈话中，我一般很少插话，也很少记录，有时只是随便扯张纸，记一些时间、人名、数字。这些记录横七竖八，别人看不懂。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我是在用心倾听，用心在辨析每一个被耳朵收进来的音符和字母。
没有对采访对象的透彻的理解就没有真情文章。
这本书总共收入30篇报告文学（不含陈忠实写的序和白阿莹写的综述及后记）。其中有八篇是我采写的，占四分之一多。（收入本书时，只有两篇署本名，其他是临时启用的一次性笔名或其他人的名字。）
讲两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写作故事——
一个是给昆仑厂写的《铁甲卫士》。昆仑厂来车接我的那天下午，西安不仅是大雪纷飞，而且是满街寒冰，大约15公里的路竟然让小车爬行了两个多小时。赶到了厂里时（厂里那天休假），事先说好等我的人多数都走了，他们可能是想：这冰天雪地的，那老头可能来不了。
我只好跟接我的两名宣传干事和等我的一名厂办主任一块聊天。
这时一位穿军装的人进来了，听人介绍，这是他们的驻厂军代表。我就要求跟军代表到军代室坐坐。
军代室墙上的一面锦旗启发了我的灵感。
那锦旗是军用装备的使用单位（部队）送来的，上绣四个大字：铁甲卫士。
就在那个风雪之夜，我写了一篇多字的报告文学《铁甲卫士》。昆仑厂的人读后很吃惊：“就那么一点时间的采访，你就……”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这本书已经定稿，我也回到了我的无梦书屋之后。
白阿莹给我打电话，说主管国防工办的副省长说，有一个人不能不写……但前面漏掉了。
这个人就是位于东郊洪庆街的航天四院里的高级工程师余利风。
年逾花甲的余利风的确堪称功勋科学家。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乃军工机密，所以我也不敢多说（顺便说一声，这部30多万字的书正式出版后并不公开出售，有资格领取的也得签名登记）。要说的是，这位老工程师从不接受任何采访，那天他对我说：“昨天接到省上通知，说你是位大作家，我不来就不太礼貌了，但我确实没啥可谈。我上学学的就是这个，国家培养我，一生干的也就这一件活。干好了是我本职本份，干不好就是渎职。我有啥值得宣扬的嘛！”
采访十分不顺利！我只好东拉西扯和余利风聊了一会儿天。老余走后，我又让人找来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这里的工程师，很腼腆，一说话就出汗。
到了晚上，陪同我去的国防工办宣传科梁科长忧郁地问我：“徐老师，咋办？这稿子能写吗？这可是省长下的任务啊！”
我说：“你们休息去吧，这事我来想办法。总是不能空手而归的。”
第二天早上，我把一篇字的文章《解读你的真诚》交给了航天四院宣传部。当天就得到了消息，院长（工程院院士）审读后认为写得很好，很真实也很感人。
梁科长问：“徐老师，采访我一直在场啊！他们没说多少啊？你咋就……”
我笑笑，说：“采访时要学会‘捕风捉影’，认真辨析每一个音符……”
白阿莹决定，将这最后补写的稿子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不包括序和概述）。
除了撰写，我还对全书所有的稿件都进行了统改。其中有个小细节：庞一川看完我给一位年轻作者改的稿子后，立马打电话，对那位作者说，“你说你的稿子没人能改，那你现在就过来，看看徐老师把你的稿子改成啥了？满篇血红啊！”那作者果然来了，也果然看了，看后满面通红地喃喃自语：“嗯嗯……老师就是老师嘛！”
庞一川随后就写了篇散文，题目就叫《啥叫编辑》。
这本书的署名主编是位副省长。我是给副省长当了回“枪手”。幸甚幸甚！
再说第二本书——
那两年我仿佛与书结了缘。在去国防工办写书编书之前，我就奉秦凰书院关院长之命，为甘肃一位叫酥烨的女作者修改了一部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有迷魂》。书出版后在甘肃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作者所在的庆阳地区作协还为作者举办了一场作品研讨会。我和老友、省作协副主席赵熙应邀赴会。酥烨随后便被甘肃省作协批准为会员。
年春，完成了《中国行动》的编撰任务后，老关又交给我一本书，是本市女作者周瑄璞的长篇处女作《人丁》。这本书我一字未改，我只是为这位从未听说的年轻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小说浓郁的生活气息感到惊讶，曾很不礼貌地打“这书真是你写的吗？”在得到肯定而自信的回答后我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并请陈忠实题写了书名。那天，当忠实提笔写出“人丁”二字后，我说：“这女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当年的小周是公交公司售票员，现在的小周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省作协理事。
我当初为她写的序题为“二月初惊见草芽”，十年光景，“草芽”长成了临风玉树！
年夏天，我和作家韩起被一辆小车拉到了位于城北郊、灞河东岸的“西部渔港度假村”。接我们的是陕西高速公路建设集团的董邦耀。第一次见面的董邦耀说他是韩起的学生，现在正在施工建设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以下简称“北绕”）项目组搞宣传，接我们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为北绕的建设者们写一本书。我知道，为西安修建绕城高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动作，为这样的工程、这样的建设者树碑立传，我等义不容辞。
我们住在西部渔港度假村，因为北绕项目组就在这里扎营。白天，我们分头到施工现场采访，大多时间是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站在被阳光烤得渗油的路面上和正在施工的工人交谈；晚上就在客房里商讨这书该怎么写。在能采访到的都采访过后，我们转移到南郊一家工厂的招待所开始分头写作。
这本书共收入32篇报告文学，基本上是我和老韩对半。我只是比他多写了一篇将近三万字的“全景扫描”（是开工典礼后补写的）。
老韩年长我两岁，是省作协驻会专业作家，水平远在我之上，所以，由我承担的编辑工作并不费力，何况还有董邦耀的相助。三个月后，我们各回各家。
这本书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年岁末，当我将近三万字的“全景扫描”交给董邦耀后，回家“喘息片刻”，便又转到一个新的“战场”，住进了西稍门外一家小宾馆。
这回的任务是为一位已故的将军写部传记。
就在我和韩起住进西部渔港不久，一个雨声潇潇的晚上，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来到度假村找我。来人叫赵秉森，是解放军某部的师政委，大校军衔。他的妻子李丽玮是出版社的编辑，之前我曾给她主编的一本杂志写过稿子。
赵秉森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舅父是位老红军，生前曾任甘肃省副省长，中顾委委员。老人年去世后，甘肃省委曾组织作家为他写了一部传记，但我舅母觉得写得不好，通不过。舅母对我说，听说你们陕西的作家很厉害，你在陕西请位作家为你舅重新写吧。说老实话徐老师，来这以前我是做了多方面调查的，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爱人，都推荐的是你。”
我有些感动，便问他：“下这么大的雨，到这里来的路又很难走，这么晚了，你是咋来的？”
赵秉森就笑：“哈……有车。这样才显出我们请你的诚意嘛！”
“可是……”感动归感动，我还是不敢答应他。我知道，能当上“中顾委”委员的人，一定是当地资格最老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我……身份上的巨大反差！让我诚惶诚恐。
赵大校举手截住了我的话头：“我知道你想说啥。徐老师，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做过调查，你那案子是公认的冤案，你这个人却是公认的好人。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都没说的。不然我不会顶风冒雨稀泥大蹅地跑这来。这事我就认定了你啦！”
我这个人不怕打压，就怕“抬举”。大校的一番慷慨陈词，情真意切，引爆了我胸中的一腔“江湖义气”。
“好啦，就冲你老弟的这份信任，这事我干！”
黄罗斌是陕西蒲城人，16岁参加革命，先后任渭北游击队指导员，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政委、团长；然后是旅长、师长……身经百战，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更是刘志丹手下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甘肃、新疆党政军主要领导。一生充满传奇，命运大起大落……为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开国功臣写传，其难度可想而知！书中涉及的人物可以说是上至毛泽东，下至小士兵。而他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事件，几乎是贯穿从“红军草创”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传记不同于小说，不能杜撰虚构，书中的每个事件、每个人物都要和历史的真实——党史、军史对上号。书写成还要送中央党史办审查呢。
黄罗斌的夫人从兰州寄了五箱子资料。我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阅读资料，反复比对求证，又采访了十几位健在的黄的战友；中间又因那家小宾馆过春节放假，我直到三月初才开始动笔，每天写一万字左右。小宾馆临着马路，我在日夜呼啸着的车轮声中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共和国高级将领的传记，写出了他82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南郊到北郊再到西郊，狗撵兔似的奔波、采访、写书、编书，三部书所用的时间都在百天左右。很忙么？很忙。辛苦么？不辛苦。因为我是在干我喜欢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了我存在的价值，或者说是“活下去”的理由：这个社会还需要我！许许多多的人还信任我。从出狱到现在，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不管是为家庭、为孩子、为自己、还是为社会、为朋友，我总是没闲着。我用我的劳动赢得了生存的资本，我用我的作品证明着我的人格。大凡发过我稿子的报刊编辑都有这样的评说：我们看中的不仅是徐老师潇洒的文风，更看中的是他作品中所折射出的浩然正气。从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徐老师的人格魅力……
有必要简单说一下：那些年，先后有三四位西安和外地的书商找过我，请我写点“有色”的、有刺激性的书，许的报酬之高的确让人心跳。但我还是很客气地逐一回绝了：“那玩艺，我写不了！”
我知道啥叫“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还有件更神奇的事：某年某月某日，一位有点官场背景的朋友打传呼，让我马上到丈八沟宾馆去一下，有要事……在丈八沟宾馆一座豪华的别墅里，一位年纪在40岁上下的男人接见了我。他说他是中央某部门的小车队队长（那部门名字很吓人，不敢说），老家在西安郊县。他在西安注册了个公司，包了这座别墅的第三层做接待处。现在他需要找个可靠的人在这儿招呼，任务就是打听商机，看好了就给他打电话，他从北京飞回来，找本地最拿事的官员，一句话，一个条子就把大钱赚了！那人开导我说：“现在就是官本位社会嘛！有权就能轻松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徐老师，你就来吧！老×说你既有才华又诚实可靠……”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官倒”！
我对那人说：“不行不行！我是个书呆子，做不了生意……告辞了！”
我那位朋友说：“徐老师，你真迂啊！人家给你的月薪你爬一年格子也挣不来呀！”
我说：“我胆小，命穷！受着吧……”
来回打的，我赔了50多块。
现在我在等待还我清白的日子。我相信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相信苍天有眼！我现在是“出门五步是江湖”，但却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我陪几位甘肃的作家朋友到南山游玩。我发现奔流的山溪之上有一棵大树横躺着，任游人把它当桥踩踏而过。我猜想这树一定是被一场突兀而来的风暴吹倒的。但是，我突然发现，那倒下的树身上竟长出了几枝缀着绿叶的枝条……思索良久，我对朋友们说：“这树没死！因为，上有不灭的阳光，下有不死的根！”
省人大立案三年，案子仍没有结果。那年清明节，我到东郊田王村为老娘上坟，回来时路过灞河岸边的一片桃林，我是年年祭拜老娘后都要在这里走走的，而年年清明这里的桃花都开得灿若红云。然而，这一年，桃林混混沌沌，没有一片桃花。我问一位过路的老农：“为啥今年的桃花到现在还没开？”老农不紧不慢地说：“别急嘛，是花迟早总会开的！春寒再长也有个尽头嘛！”
老汉哼着秦腔走了，我呆呆地站在桃林中间，蓦然意识到：这老汉是个哲人呀！
是花迟早总会开的，春寒再长也有尽。绝！
年，历史已经进入了新世纪，那么，我的案子也可称“跨世纪冤案”了！可我还在等待。
我的等待不是守株待兔。我是带着书卷的馨香跨入新世纪的！粗略算算，那一年多时间里，经我手写的、改的、编的那几本书至少也在万字！
在为黄罗斌将军写传的间隙，我还写了首长诗《人类啊，请拥抱我——21世纪的祈祷》，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我对民主、正义、良知回归的期盼与呼唤。诗在西安的报纸上首发,全国多家报刊转载……
苦涩的等待中，我对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在中国词典里“昭雪”就是“洗清冤屈，还我清白”。那几年，一到冬天我就盼望着天降鹅毛……
可是，那几年的冬天却极少下雪。焦急之中，我写过一首诗《等待落雪的日子》和一篇散文《祈雪》。
“等待落雪就是等待晶莹，
等待落雪就是期盼生机……
……
于是，伫立在风中，
我，等待着落雪的日子！”
那篇散文《祈雪》有故事。
《祈雪》写好后交给了《西安晚报》编辑杨立英。那天晚上9时许，立英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你的《祈雪》版都排好了，明天见报，可是你到窗口看看，下雪了！咋办？”
我趴到窗口一看，果然是下雪了！我就对小杨说：“那就把稿子撤下吧……”
第二天，我将《祈雪》转报老家的《徐州日报》
数日后，《徐州日报》寄来样报并附了一封编辑手写的短信：“徐老师，大作《祈雪》见报的当天下午，徐州地区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雪兆丰年，徐老师深情的呼唤给家乡带来了福音啊……
西安下雪了，徐州下雪了！可是“祈雪”的人还在凛洌的寒风中苦苦等待……
（年夏，在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工地上。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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