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 （一）
年9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根据李大钊“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国民联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参加北伐革命。由于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冯玉祥率领向西北进军的各路大军如虎添翼，势如破竹，“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迅速实现，西北的形势为之一变。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甘肃青年，投笔从戎，纷纷参加国民联军，投身国民革命。王铭五、李彩云便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王铭五出生在高台县的一个殷实之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深得教师喜爱。他博览群书，关羽、张飞、岳飞等是他崇尚的英雄，期望有朝一日也能叱咤疆场，精忠报国。“五原誓师”以后，当他获悉国民联军军政学校招生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报考军校。与王铭五同庚的临洮籍青年李彩云，也从省立兰州一中毕业，投笔从戎，考入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后来，他们成为宁都起义的组织者、骨干和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一个献身南国，一个血沃祁连。
年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礼送”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出境，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国民联军)这支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武装力量走上军阀队伍的道路，变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冯部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在甘肃大肆征兵。据统计，静宁一县，从年至年，被征人。河州一带，仅年便连征学兵三次，共计名之多，“民间雇人以应，每名雇价百元涨至二百元”。年以后，更是“货税迭加，高困于市，学兵屡拔，农辍于耕……发行公债，直以纸而金；战费动辄巨万，哪管良民有无；烟款按亩摊派；不问种与不种……人民之躯壳虽存，膏血已枯，古今暴虐之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其他各县每年被拉去当兵的都不下数百人，而且征兵的手段也是极为卑劣的。例如，年5月，岷县地方民兵团团长在刘郁芬的指使下，声称点名，集团丁于操场。突然枪声四起，操场四方被刘郁芬军队包围，于是六七百团丁被蛮横无理地解进省城。这一事件引起全县人民的愤怒，一万多乡民集合进攻县城。刘郁芬调派大军进剿，“惨号之声彻数里之外，烟火数日不熄”。老百姓共计被杀死余人，房屋被焚毁万余间，财产损失5万余元，结果六七百人还是被解进省城去了。
刘郁芬在甘肃大肆征兵，扩充实力之际，正值甘肃连年大旱，成千上万的青壮年饥民为了生存，只好委身行伍，冯玉祥的部队因此实力大增。这些在军营里当兵吃饭的甘肃籍军人，无论是怀着救国救民之志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还是饥寒交迫委身行伍的庄稼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黑暗统治极为不满，有强烈的改变社会状况和自身命运的政治要求。这一共同特征是他们后来投身革命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历史的诉说告知我们，宁都起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甘肃籍官兵集体参加红军不是无花的果实。
（二）
年初，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双方屯兵数十万混战中原。同年9月，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奉军兵进山海关，蒋介石在南线也加强了攻势，使冯玉祥在中原的部队腹背受敌、进退维谷。冯所属孙连仲被蒋介石用重金收买，率部移兵山东，接受蒋介石改编，被授予第二十六路军番号。此后，蒋介石为达到其“剿共”和战争中消除异己的双重目的，将喘息未定的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
二十六路军达到江西之后，初战便损失一个旅，士气更加低落。加之备受蒋介石的歧视排挤，粮饷不济，水土不服，病疫流行，军心浮动，众思北归。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二十六路军广大爱国官兵厌战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情绪日益增长。
二十六路军中的甘肃籍官兵，多为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与他们并肩战斗、共同生活过。共产党人的模范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部队中曾流传着“听刘伯坚一次演讲，胜得三个月军饷”的说法，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排除异己、歧视“杂牌”的行径颇为反感，吃不饱骂蒋介石，害病没药骂蒋介石，打麻将输了钱也骂蒋介石。他们的这种情绪在二十六路军颇具代表性，而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抗日反蒋情绪的日益蔓延是在该部发动起义的基本条件。
年5月，中央军委派王超、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长)、李肃等人到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到后与该部的地下党员、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了关系，很快掌握了官兵中的思想动态，并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壮大党的力量，伺机发动起义。
袁汉澄和王铭五是军官学校的老同学，从西安到郑州一直在一起，曾共同担任过校内进步墙报、油印小报的编辑，彼此感情很好。袁汉澄深知王铭五的政治倾向和为人，对他寄予高度的信任和期望，将其作为首先的发展对象。于是，经袁汉澄介绍，王铭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负责起草、收发党内文件。由于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工作迅速展开，党的力量迅速壮大，经中央军委批准，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了共产党，起义的发动工作在高层展开，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成为起义的领导者。
年11月下旬，党中央特派员王超到上海，途经南昌接头时，因地下联络机关被破坏，党组织在二十六路军活动的政治、宣传决议和特支领导名单落入敌手。12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电报幸好落入译电主任、共产党员罗亚平之手，转至参谋长赵博生手里。此时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养病不在，部队由赵博生指挥，对捕人一事有权处理，便发了一封“遵令即办”的电报，特支方才免遭破坏。南昌行营不放心，又派飞机来到宁都上空，投下了蒋介石令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反动分子”的手令。情况万分危急，犹豫等于坐待死亡，起义迫在眉睫，需要立即和红军联系，确定发动起义的有关事宜。在肩负与红军联络，最终确定发动起义时间等关键性事项使命的人中间，也有一位甘肃临潭籍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郭如岳，也是个士官生，时任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同时在当时党员最集中、唯一建有士兵支部的起义骨干部队———学兵连任教官。
年12月上旬末，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刘振亚等经过研究，决定立即再派人进入苏区，与红军接洽、联系起义的有关事宜。董振堂派郭如岳、季振同派卢寿椿、刘振亚派袁汉澄，分别代表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和特别支部，一同到根据地接头。他们三人翻山越岭到了苏区，见到了王稼祥、刘伯坚、左权诸同志，把赵、董、季等人起义的愿望和打算作了详细汇报，带回了关于起义的时间、行军路线、进驻防区、部队番号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决定二十六路军余名官兵命运的关键时刻，发动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前夜，甘肃籍的同志参与和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功不可没。
年12月14日黄昏，几声清脆的枪声为宁都起义拉开了序幕，除局部地方发生战斗外，起义的大部分地方皆兵不血刃地胜利得手。15日晨，起义的部队毅然撕毁了青天白日旗，摘掉了国民党军队的领章帽徽，浩浩荡荡地向中华苏维埃的自由土地进发。宁都起义成功了，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余名官兵集体参加了红军。刘伯坚同志在固厚举行的欢迎会上，引用列宁主义“起义是一种艺术”的话，高度赞扬了这一大规模起义的重大胜利和圆满成功。他还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授予起义部队以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从此，红军又一支坚强的战斗骨干迎着革命的风暴光荣地诞生了。
那么，究竟有多少甘肃籍官兵参加了宁都起义？我们不妨从以下史料中进行探索。国民军在甘五年间“征兵约十万人”，而冯玉祥部队的总兵力为30万人，可见其中甘肃人的比例为1／3。“天祸吾甘，灾歉频仍，旱戾肆虐，兵祸又复相寻……壮丁强迫当兵，牛马拉作军用，中原白骨，半属陇上健儿”。这是“旅陕甘肃民众甘灾救济办事处通电”中的一段文字，足见冯部甘肃人之多。孙连仲又任过甘肃省主席，临走时大刮地皮，征兵之数也不少，其部甘肃人之比例不在1／3以下。还有3个数字可以佐证：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的3位领导成员中，有1位甘肃人。在第二十六路军派往中央苏区接洽起义的三位代表中，也有一位甘肃人。当年的宁都起义，为我们共和国哺育了22位将军，在他们中间有7位为甘肃人。这三个1／3，可能有点偶然性，但这个偶然性是存在于必然性之中的。袁血卒同志回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级军官多是陕、甘、宁、青的贫苦农民和小资产阶段知识分子”。王幼平同志回忆：“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之后，编为红五军团……我被派任十三军三十七师特务连长，连里有不少陕甘老兵”。李青云同志在起义后写的报告也这样写道：“二十六路军……士兵大部分为陕甘籍”。徐国珍同志所在的班，有3个甘肃人。杨清峰同志所在的班，10个人里有8个甘肃人。甘肃老乡到处可见，陇原乡音环绕军营。因此，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在红五军团中，甘肃籍官兵不下人。
（三）
宁都起义后，红五军团开赴瑞金附近集训。中央军委给红五军团派来肖劲光、刘伯坚、何长工、宋任穷、黄火青、左权等政治工作干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团以上单位都配备了政治委员，每个连队都配备了政治指导员。这些同志大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在作战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红五军团经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面貌焕然一新，连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小组、支部，并将一批思想进步、技术熟练的士兵提拔为基层干部。建国后尚健在的甘肃籍老红军，大都在这一时期入党。经过一段时间整训，红五军团基本扫除了旧军队留下的痕迹，以崭新的革命姿态，投入到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反革命“围剿”的战场上。
经过短期整训，红五军团参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黎泰、金(溪)、资(溪)、东黄陂等著名战役，为保卫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广东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一举击溃扬言要“打到瑞金”的广东军阀八个团，保卫了中央苏区南翼的安全。在战斗中，甘肃籍老红军指战员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徐国珍同志指挥全连指战员，一举击溃敌一个营的进攻；张明远同志(岷县人)抱着机枪向敌扫射，身负重伤；靳虎同志(榆中人)率机枪连担任阻击任务，当敌蜂拥而至、妄图夺桥逃跑之际，该连机枪喷出火舌，毙敌四五百人，俘敌40多人，缴获敌3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步枪40余支，受到师部表扬。杨清峰同志和另一个卫生员救护了多名伤员，荣立了战功。许多甘肃籍英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他们用鲜血为“八一”战旗增添了光辉。
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在架飞机配合下，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先是推行分兵突击的军事冒险主义，继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在战斗中，甘肃籍红军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付出了血的代价。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参谋长、年仅25岁的优秀红军指挥员王铭五同志英勇牺牲，用鲜血谱写了人生的光辉篇章，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时光没有淡漠记忆，胜利使英雄的事迹更辉煌。袁血卒、徐国珍回忆起这位老战友时都赞不绝口，积极支持为他立传。年，宋任穷同志来甘视察，谈到这位老部下时记忆犹新，称他是一位“党性强、忠实积极、待人宽厚、工作扎实的好同志”。
在巫廖、新桥战斗中，鲁瑞林同志牗临夏人牘因作战勇敢，受到《红星报》的表扬，并被提升为营长。陈德胜牗临夏人，曾任连长牘、刘宝全牗临夏人，曾任连长牘、王树亚牗甘谷人牘、景印发牗岷县人牘等同志在反“围剿”战斗中相继牺牲。到年10月，红五军团的老部队约损失2／3，其中尚有多名甘肃籍红军指战员，随军参加长征。
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掩护中央纵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徐国珍同志率领的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九团二营，是一个以连排干部为主体，战斗力很强的加强营，从江西打到遵义，多人的队伍只剩多人。在翻越老山界后，这个营与强敌对峙了两天两夜，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过湘江时，红三十四师因担任后卫被阻于东岸，与敌拼搏到最后。
在红军长征的排头兵中，也有甘肃籍同志在战斗。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是长征的前卫团，一路上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屡建奇功。杨清峰同志在四团八连任副指导员，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日夜兼行二百四，率先赶到泸定桥，怀抱机枪，攻克天主教堂，掩护二连勇士飞夺泸定，创造了奇迹。张明远同志在川黔交界的扎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徒步侦察队长，担任摸敌情、找向导、绘地图三项任务。张明远率领的侦察兵，在云南曲靖附近的公路上，截获了敌吉普车，俘虏了押车的副官，缴获一捆军用地图，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解决了红军缺乏地图的困难，对红军渡江北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要实现北渡金沙江入川的战略目标，刘伯承同志给张明远下达了抢占皎平渡、夺取渡船的任务。张明远同志率领四个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日行余里，活捉敌代区长，又连夜奔赴皎平渡夺取渡船。在当地群众协助下，占领了皎平渡，搞到四只渡船，为红军巧渡金沙江，立了头功。
年9月至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甘肃，甘肃籍红军指战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真是兴奋极了。他们充分发挥红军的政治优势，运用地形熟、语言通的有利条件，筹措粮款，建政扩红，做群众工作，发挥了特殊作用。
红一、三军团行至迭部麻牙寺时，军团首长聂荣臻、罗瑞卿等召集甘肃籍同志开会，了解甘肃地形、民俗、气候等情况。当时到会的有徐国珍、杨清峰等十几位同志，大家都很兴奋，畅谈了甘肃的风情，回答了军团首长关于渭河的水情及要否架浮桥等问题，连如何加工小米，如何烹制玉米、洋芋都谈到了。特别谈到了回族的风俗习惯，为制定回民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到哈达铺时，中央军委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其中也有甘肃同志的一份贡献。
红一、三军团到哈达铺后，徐国珍同志奉命随前卫团一起行动，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将自己的房东发展为共产党员。后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此时，这位房东同志积极工作，为红军提供方便，因身分暴露，后遭国民党杀害。此外，徐国珍同志还在通渭找到一家地主，利用甘肃同乡的便利条件，借了银元和足够部队食用3天的粮食。在回民区，甘肃籍同志特别注意提醒部队注意执行民族政策，每到一地，先在清真寺门口设岗，禁止汉族同志入内，言谈、用水、食宿都注意尊重回族风俗习惯，深得欢迎。
年8、9月间，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进军甘肃省南部，在这里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
驻扎在徽、成、康、两当县的红二方面军，在贺龙领导下，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快解除了由于国民党反动宣传造成的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和误解，他们不仅帮助红军解决了吃穿问题，还有不少青年要求参军。于是，红二方面军司令部指示各师立即组织扩军工作团，分赴农村扩红，陇南山区掀起了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江洛镇冯智清老汉的三个儿子都要求参军，冯智清老汉大力支持，到扩军工作团要求让三个儿子都当红军，经过劝说仅吸收其第二个儿子当了红军。成县扩大了一个营的红军，台中堂牗后任武都地委副书记牘、梁纪、陈得济、李志选等多名青年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扩军工作团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在徽、成、康、两当等县，共招新兵近名。
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南部后，根据中央“建立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这里发动组织群众，建政扩红，抽调了一批甘肃籍同志从事民运或到地方工作。鲁瑞林同志被任命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民运科长，奉命从全师抽调百余人组成民运工作队，在武山的山丹、马力、新寺一带宣传、组织群众，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发展进步势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为部队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随时准备协助部队完成开进和作战任务。鲁瑞林带领民运工作队首先在山丹区活动，发展了马鸿九等7位共产党员和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各村寨也普遍建立了农会的妇女组织，武山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筹粮筹款的任务完成的既快又好，仅渭河村就筹集到粮食2万多斤。一个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红军继续北上。在当地公开了身分的同志，参加了红军；没有暴露的同志转入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在甘肃岷县也掀起了建政扩红的热潮，成立了由何长工任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岷县苏维埃政府也随即成立。何长工同志提名张明远担任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于是，张明远率领4个骑兵，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坎不塔，利用亲戚串连，找回了躲在山里的群众，建立了政府机构，还成立了农会和乡苏维埃政府。后来，部队扩红，曹学彦、张彩云、张翼德等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编了一个独立团随军北上。长征到会宁后，因考虑到红五军牗即原红五军团牘干部中甘肃籍同志较多，为了便于领导，将在岷县扩大的新兵绝大部分补充给了红五军。
同年9月，由王维舟任总指挥的甘肃抗日救国军成立后，曾在长征途中担任红五军团军训科长、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兼独立师长，既富有军队和地方工作经验，又熟悉甘肃情况的李彩云被抽调到该军任第二路军司令员兼独立第一师师长，奉命在渭源、临洮等地开展工作。李彩云到家乡后忘我工作。他操着浓郁的乡音，向家乡父老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组织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动员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当乡亲们得知这位干练的红军“大官”是县城李银匠的儿子后，思想上的顾虑顿时烟消云散，父送子、妻送夫踊跃参加红军。同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北上，李彩云根据总部的指示，将部队分为两部分活动，一部分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一部分由自己直接率领，随红军主力北上。李彩云辞别了乡亲，带着乡亲们的重托，也怀着临家门而未进入的遗憾，率领多名故乡健儿向会宁进发。
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五军、九军、三十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于24日夜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肩负着开辟甘肃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重任。在挺进河西的征途中，西路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长期盘踞在青海、甘肃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地方反动民团英勇作战，殊死搏斗，历经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梨园口、安西等70余次血战，屡创重敌。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兵败祁连。西路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史诗。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红九军一科长李培基、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参谋长吕杰等千余名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的胜利，献身河西、血沃祁连。老红军张明远在解放后回到故乡，也曾四处了解当年补充红五军家乡子弟兵的消息，想不到一个团的部队，竟无一生还！
建国后，参加过长征的甘肃籍老红军幸存者已不多。因占有资料的局限，仅能将其中的20位介绍给读者。他们是：李化民(临洮人)，张明远(岷县人)，侯世奎(兰州人)，徐国珍(天水人)，黄德魁(临夏人)，鲁瑞林(临夏人)，靳虎(榆中人)，马占奎(文县人、藏族)，王子云(甘谷人)，李玉章(高台人)，杨忠林(临洮人)，杨春芳(古浪人)，杨清峰(东乡人)，陈佃园(渭源人)，赵安泰(临洮人)，朱海山(天水人)，徐承俊(榆中人)，裴占魁(天水人)，唐万成(东乡人)，董邦(天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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