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我没有理由不认同。尤其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是在“文革”的神话破灭之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起点的产物。与破除思想专制、逐步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气象密切相关，也是这一时代主体气象在大学校园的投影。“文革”十年，大学停止招生，成千上万的适龄青年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从年冬季重新恢复高考起始，当被积压了十年的这“成千上万”中的一部分得以相继进入大学，他们对国家、时代之于个人命运的感受无疑刻骨铭心，这构成了他们诗歌写作的直接动力，诗歌也成了他们精神思想表达最直接的载体。尤其重要的是，比之此前“文革”中一直流行的那些“抬头仰望北斗星”的颂歌和“东风吹，战鼓擂”的战歌，正在接受世界新的思想文化艺术成果的大学生们，与先行的朦胧诗人们一起，以其新鲜、陌生、叛逆性的诗歌特质，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一个全新的向度。及至稍后，他们又以写作中的个人性和文本的实验性，与朦胧诗的分野逐渐显现并加大。进而成为第三代诗歌的先声——这已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总之，此时的大学生诗歌不只是写作本身，除了其中的人文主义因素外，它还是一种激进文化场态中的先锋行为，一种与摇滚乐相呼应的精神文化时尚。
在此之后的90年代以至眼下，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社会”时代，天之骄子们当年的精神高蹈早已降落为就业、创业的焦灼，诗歌在大学校园中显得缥缈而奢侈。由此更加凸显出彼一时期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地位。但我并不想就此发出“昨是而今非”的感慨。圣琼·佩斯早就有言：“世界的进程就是这样，对此我们只能说好！”
2.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我是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此前于年上山下乡当知青，年返城当工人。我们七七级同班同学之间年龄跨度较大，有多位是“40后”，当时已经结婚生子；有数位是“60后”，为应届毕业生。更多的，则是跟我差不多的年前后的出生者，年龄在班上算是半大不小，也都有了一些社会经历。这其中最初有四五位涉足于小说写作，有六七位在诗歌中发烧，再之后大都转移了注意力。多少年后以《藏獒》等一系列中长篇而闻名的杨志军，当时每天晚自习时就在教室里制造小说。
我当知青时开始写诗，当工人时曾有诗歌发表在省报副刊。由此可以想见，我进入中文系之后对自己未来的最高想象，就是成为一名诗人。但直到此时，我并没有进入诗歌写作的正轨。因为在此之前，我与周围的朋友一直是跟着报刊上的流行诗歌学习写作的，除此之外，少有其他的诗歌读本和思想艺术资源。直至年之后遇上了诗人昌耀，才有了转折性的改观。
年吧，我的一首中型诗作在《青海湖》上发表，此诗的标题为《唱在秋天将至的时刻》，是一首以呼唤民主与法制为主题的作品，属于当时的时尚题材，此时大家都写这类作品，我可能写得稍强一些吧，随后居然获得了《青海湖》的年度诗歌奖。这是我诗歌写作上的第一次获奖。
3.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在我的感觉中，从作品的语言特征、观念特征，诗人们的诗歌活动方式等方面看，真正的“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应该从七九级开始有了势头。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高校诗人之间的书信联络、相互间的串连走动，带有一种显在的“运动”性质，或曰隐性的“江湖”形态。其作品风格，也逐渐形成了彼此间相互激赏，却难以为主流刊物所接受的异端气质。列宁曾有言，一个无产者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而大学生诗人们寻找同志和朋友所凭借的，便是气味相投的诗歌。七七级和七八级固然出了不少诗人，诸如叶延滨、王小妮等等，但他们大都是从《诗刊》等主流刊物上走出来的诗人，似乎并无江湖痕迹。这应该是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非运动形态”，或曰早期形态。
4.当年，您的一些诗歌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其中一首诗作的创作、发表过程？
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写出过有影响的诗作。如果非要挑一首来说的话，就说那首《唱在秋天将至的时刻》吧，因为这首诗作的发表，与此后成为大诗人的昌耀有关。
此时是年春夏时节吧，《青海湖》一位诗歌编辑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去了之后告诉我，此诗写得很有基础，若作进一步的打磨，可作为一件有分量的作品重点推出。当时同为编辑的昌耀就在另一张办公桌前看稿，听闻此言后稍微迟疑了一下，继而插话道：不用了吧，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下一期的稿子马上该发排了。编辑部当时有三位诗歌编辑，大约是每人轮流编一两期诗歌的机制，而下一期又正好轮到了昌耀。不知他是因为怕我改不好反而耽误时间，还是这首诗作的确无需再改，总之，这首为我在青海赢得了最初影响的诗作，随后就这样发表了出来。
但同样是昌耀，以他自己青海高原上的风景抒情小品以及大地性的诗篇，终止了我在这种政治抒情诗方向上的写作。此时昌耀刚从流放地回到编辑部不久，其诸如《高车》《烟囱》的短诗以及长诗《大山的囚徒》等相继发表，自从见到这些诗作后，我立时觉得自己正在书写的、报刊上正在流行的那类诗歌，都不再是诗歌，从此进入了“洗心革面”的写作转型。
与此相关的是，我此时已经开始书写诗歌评论。第一篇是关于郭小川的评论，我的许多同代诗人大约都曾受惠于他。接着，就是关于昌耀的评论——《严峻人生的深沉讴歌》，并于此后一篇一篇又一篇，我坚信自己遇到了一位未来的重要诗人，但重要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却无法确切想象……
5.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当时的青海师院是否有过这样的社团我不清楚，但中文系肯定没有。我的交往空间基本上在校外。相关的记忆有两个。其一是与几位身在工厂的实力诗人一起成立了一个诗社，诗社的名字起初为“骆驼”“地平线”之类，最终则确定为一个低调到了人的初始状态的“婴啼”。昌耀闻知后调笑曰：你们怎么都成了婴儿？而诗社的两位发起人均非等闲人物，一位名李镇，一位为金元浦。两位当时发表诗歌时联合署名，并在稍后相继以高中生的学历成为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李镇此后供职于中央某媒体，金元浦则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的博导。诗社活动大约延续了半年时光而结束。
6.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婴啼”诗社曾筹划过编辑一期《婴啼》诗刊，诗稿与纸张材料都已准备到位了，最后不知因何胎死腹中。
7.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我在青海师范学院的四年间无此记忆。
8.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涉及这个问题时我突然想到，在谈论“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时，除了我在前边谈到的这一运动的“早期形态”，或曰“非运动形态”，是否还有一个大学生诗人们的“校园后形态”？亦即在毕业走出校园之后，大学生诗人们对前期诗歌活动的延续乃至放大。在我的印象中，四川的“莽汉主义”，便是这一形态的典型。
假定这个“校园后”概念成立，那么，我的这类记忆应该比较丰富。当然，这都发生在我毕业之后。可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我独自出行期间在沿途城市与诗人们的来往。诸如与成都诗人黎正光、杨远宏、石光华，重庆诗人陈屿，兰州诗人二毛、韩霞等。韩霞是80年代一位活跃的女诗人，蒙古族。她以韩霞的名字成名后，又换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继续活跃，至80年代末期从诗坛消失，据说去了巴基斯坦（祝她一切都好）。与杨远宏相聚是在其家中，他特别叫来了石光华一起喝酒聊天。远宏长我十余岁，厚道、豪爽、雄辩。与其大名颇为一致的是，他是一位怀有“远大宏伟”理论抱负的人物，在受到善意的调侃与攻击时，常以气急败坏之后的妥协而收场，凸显出宽厚、温暖的人性光辉。当晚聊得投机，喝得兴奋，期间其夫人进来倒茶，远宏让我叫嫂子，我没有理由不叫。但他觉得我声音不够响亮，又站起来摁着我的脑袋让我再叫，我再次唯命是从。最后得到了他用川语表达的一句满意评价：“燎原，好小子！”啊，谢谢远宏大师为我摩顶。
但这场大酒并未至此结束。年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我与主办者吉狄马加相遇，我说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他纠正我说是第四次。见我疑惑，他说第一次见面是在杨远宏的家里，当时他从凉山州文联被借调到位于成都的《星星》不久，下班后经常独自待在编辑部。那天杨远宏约他一起过去喝酒，他因其他事情耽搁，待赶到时我们已经七倒八歪……说这番话时，这位当年西南民族师范的大学生诗人，已经是一位不时在国际诗歌论坛上发言的人物，并且是青海省的行政长官。第二天晚上，我又与参加诗歌节的杨远宏等人喝了一次马加的酒，酒后清醒而归。
其二，是与造访青海的诗人们的来往。这其中先后有来自上海的宋琳，浙江的伊甸、沈健，四川的廖亦武、雨田、萧开愚，陕西的李震，东北的宋词等等。他们前来青海，除了造访青海的山水外，主要就是造访昌耀。有的则是前来找我，比如廖亦武，然后再一起去见昌耀。
9.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有过不多的书信来往，也是在我毕业之后。其中有廖亦武、伊甸、宋琳、二毛等人。另外还有杨炼，但杨炼似乎不属于大学生诗人的叙事范畴。
10.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印象中首先应是叶延滨、王小妮等早期大学生诗人；再就是“校园后”类型的宋琳等人的“城市人”写作。其中宋琳的《致埃舍尔》等带有复杂文本技术特征的诗作，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1.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我所收到的，都是“校园后”时代的诗人们的刊物。诸如南京的《他们》，四川的《巴蜀现代诗群》《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等等。
12.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它是除旧布新的时代背景中，一代青年学子精神文化与哲学思想上的狂飙突进。现今虽已物是人非，但其挑战僵化的探索图变意识，已经成为今天的思想资源。
13.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说到最大的收获，我想是我籍此而进入了现代思想文化系统之中，它使我至今得以对封建专制文化保持清醒的敌意，并由此建立了自己评判事物的坐标与标准。
14.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在回答第1个问题时我对此已有所表达，这就是：比之此前的“文革”时代流行的那些颂歌和战歌，此时“正在接受世界新的思想文化艺术成果的大学生们，与先行的朦胧诗人们一起，以其新鲜、陌生、叛逆性的诗歌特质，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一个全新的向度。及至稍后，他们又以写作中的个人性和文本的实验性，与朦胧诗的分野逐渐显现并加大。进而成为第三代诗歌的先声。”
但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到底是一场“运动”，还是一种持续的“校园文化现象”？如果是一场运动，就应对它的本质、特征、边界、发展阶段等，做出必要的界定。现在的这个概念，似乎还处在笼统的未明状态。
15.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在前边的诸多答问中，都能体现出我的所得。至于所失嘛，我想象不出我因此失去了什么。
16.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北京看白癜风光疗费用天津白癜风专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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